明世宗朱厚熜（皇权）

内阁首辅杨廷和（阁权）

大礼议所反映的皇统问题，实质反映着明朝中期皇权与阁权的权力较量，最终皇权获胜。

大礼议是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欲为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追尊上号所引起的一场政治斗争，发生于世宗登基不久之时。当时，世宗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们之间发生矛盾。群臣认为世宗继承了明武宗的帝位，理应以武宗之父明孝宗为尊，故要求世宗承认自己是过继给孝宗，要认孝宗为嗣父，但世宗只认孝宗为伯父，故造成了以何者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斗争。

大礼议历时三年（1521年至1524年），以世宗施加皇权压迫获胜而告终。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廷议追尊生父朱祐杬为睿宗献皇帝，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名为显陵。反对一方的官员被悉数削职致仕，许多官员因而感到不满。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次子。明宪宗生十四子，长子次子早夭，三子为明孝宗，四子为兴献王。弘治七年，兴献王前往其封国安陆州就藩，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朱厚熜生于兴献王邸。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兴献王薨。朱厚熜以世子身份居丧并决策封国政务。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武宗驾崩，此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

三月十四日，太监谷大用、张永抵达内阁，称武宗在豹房去世。然而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根据皇太后张氏之命，移殡到大殿，并交与内阁大学士讨论由谁继承皇位^[1]。内阁首辅杨廷和举出《皇明祖训》出示，并称：

梁储、蒋冕、毛纪等人都赞同，于是命令宦官入内宫启奏皇太后，杨廷和等人在左顺门下等候。不久，宦官奉遗诏与皇太后懿旨，宣谕群臣，全部按照杨廷和请求办理，皇位之事遂定^[3]。三月十五日，皇太后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到北京即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朱厚熜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

明孝宗朱祐樘（世宗伯父）

兴献王朱祐杬（世宗生父）

大礼议的皇考之争：法理上以明孝宗为皇考与实际上以兴献王为皇考。

正德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遗诏，这时却被世宗利用，成为迫使杨廷和改变立场的利器。因为遗诏的内容是以武宗的语气表示：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为关键。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是为明世宗。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

四月廿七，世宗下令群臣议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恭王刘康（汉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赵允让（宋英宗生父）先例，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对世宗而言，这等于背弃亲生父亲，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年方十五岁的世宗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世宗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认为世宗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世宗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世宗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世宗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世宗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并追称父亲为帝。

三年之后，世宗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当时，湖广总督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的意见，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但两封奏疏都没能上呈。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世宗将二人的奏疏交付群臣再次集议，杨廷和见世宗有意变更前议，上疏请求致仕。此时，世宗的地位已稳固，早已厌恶杨廷和跋扈难制，就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

此时，颇感群龙无首的礼部尚书汪俊酝酿再一起集体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作《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据此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世宗以兴献王为皇考。世宗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员参与进议论中来。于是，给事中张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论。状元唐皋也上疏说：“陛下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表面上是在调停，实际上倾向于反对。因为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状元，在朝中都属于影响较大的文臣，世宗因此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最后，汪俊等只好妥协：“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三月，世宗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张氏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为庄肃皇后。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世宗诏谕礼部，去除父母尊号中的“本生”，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正逢早朝刚结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道：“宪宗时，百官在文华门前哭请，争慈懿皇太后下葬礼节，宪宗听从了，这是本朝的旧事。”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亦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随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随后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4]。

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图迫使世宗屈服。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世宗震怒，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世宗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世宗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有十六人。

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世宗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十七年，世宗给太宗朱棣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睿宗献皇帝神主升袝太庙^[5]，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由于世宗重视父子天伦之情，后世普遍认为世宗的主张本来较合乎人性与伦理。

• 《明世宗实录》卷221：“（张璁）深于礼学，丰格隽拔，大礼之议，乃出所真见，非以阿世。”
• 《西园闻见录》卷26：“凡言礼而贵者，其人材皆磊磊，既无言礼，亦有以自见者哉！”
• 《辩定嘉靖大礼议》：“（张璁）似亦酒国中之能独醒者。”
•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大礼之议》：“考孝宗之说，援引汉哀帝、宋英宗预立为储君者不同，第以伦序当立、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入继大统。若谓继统必继嗣，则宜称武宗为父矣。以武宗从兄，不可称父，遂欲抹杀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尝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碍而不通。故璁论一出，杨一清即谓此论不可易也。”
• 谈迁《国榷》卷53：“永嘉（张璁）议礼，能以辩博济其说。即论星历，亦援据不穷。其见知于上，非偶然也。”
•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嘉靖三年七月条》：“大礼议起，诸臣不能酌理准情，以致激成过举。及嘉靖欲去本生称号，自当婉言正谏，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门恸哭，尚成何景象！虽事君父，纲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势迫安危？顾杨慎则以为仗节死义之日，王元正、张翀则以为万世瞻仰之举，俨然以疾风劲草自居，止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毫无裨益。”

大礼议最后以世宗的君权高压结束，确立世宗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及建立了世宗的皇权专制，促成了世宗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大礼议使得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世宗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世宗亦通过这些大臣制约其他权臣。嘉靖十七年后，明朝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

世宗的父亲献皇帝陵寝远在湖北安陆，世宗在大礼议取胜后，朝中也有人开始提议将显陵北迁到北京天寿山安葬，但因可能劳民伤财而争议多年，在张璁的力谏下，迁陵最终做罢。

明太祖登极前后，曾命儒士、儒臣考礼、议礼，纂修了《大明集礼》。大礼议中，世宗本人也研读了许多有关礼制的书籍，因此明朝的许多祀典在嘉靖朝实行了更改，例如废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设地坛、日坛、月坛，以及更改祭孔祀典和宗庙制度等。嘉靖元年三月，世宗在追尊兴献王为帝之后，并下令将兴献王园寝按帝陵规制进行改建。嘉靖二年（1523年）将陵区建筑黑瓦改为黄琉璃瓦。嘉靖三年三月，将兴献帝之陵定名为显陵。嘉靖六年十二月，“命修建显陵如天寿山七陵之制”，对显陵进行扩建，并亲自撰写显陵碑文。嘉靖七年建成方城明楼，立献皇帝庙号碑，并建红门、碑亭、石像生，共花费白银60万两，先后征用湖广布政司各府州县民夫两万余人。^{[来源请求]}

嘉靖十年（1531年），北京历代帝王庙建成。翰林院修撰姚涞上《论元世祖不当与古帝王同祀疏》"请罢元世祖祀"，从礼法和民族矛盾出发，称“圣祖建庙以祀古帝王，崇德报功。不专以一统论也，故隋晋之主无与焉”；“仁覆天下之谓德，利济群生之谓功。……彼元世祖者、于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国何赖焉？……古语有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同时，从政治对立角度痛陈元政权与明政权之对立，指出故元暴政，"太祖高皇帝，声罪而扫之"，“惟其猾夏之罪深、故圣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乱华之祸惨，故圣祖诛暴之义彰；既以大义驱之，当以大义绝之”。"而今若在胡元故都崇祀元世祖，尤为不可，……使燕之遗民故老，复指其位而称之非，所以树风声、垂典则、明大分、而严大防也"。世宗发下礼部复议，但礼部认为宜遵循旧制，于是奉祀如故。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礼科右给事中陈棐再度上疏，强烈要求取消对元世祖的祭祀，陈棐主要从政治对立的角度出发，表示“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决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驱胡之功彰。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则当黜也。”这次上疏得到礼部认可，未引起任何争议。世宗随即下诏废除南北两京对元世祖的一切祭祀，毁去其神主，永罢庙享。

• 尤淑君，《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 : 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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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陵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