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阳民变
郧阳民变，又称“郧阳盗乱”“郧阳起义”，为明代中期成化年间，河南西华的“刘千斤”刘通、“石和尚”石龙、“李胡子”李原等人率数万流民造反的历史事件。明朝兵部尚书白圭、都御史项忠指挥镇压，四路围攻，最终平定民变。明宪宗后又命都御史原杰负责平抚，并设立郧阳抚治以及郧阳府等州县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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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荆州、襄阳上游为郧阳，郧阳是古代麋国，春秋时期为楚国的附庸，地多有山。元朝至正年间，流贼作乱，终元朝一代，竟不能制。明朝初期，朱元璋命邓愈以大兵剿除，空其地，禁流民不进入。然而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又多有空旷土地。山谷厄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1]。
正统二年，当年饥荒，百姓纷纷进入此区，之后聚众者多，所以无所约束，其中有巧黠的人并开始驱役他人。汉中府的官员上报，并称如果不尽早诛杀，恐怕为后患。明英宗称：“小民被饥寒所迫，奈何就派兵诛杀呢！”并命御史金敬赶往抚辑。金敬抵达后，贬数人戍边，其余都听从抚辑，但是有为奸犯科的人则潜藏不出。之后再次出现，则势力有所扩张。有锦衣卫千户杨英奉使河南，推测其必反，之后上疏请派遣官员体恤饥荒，渐渐控制驱散这些流传之辈。但没有批准。而三省长官又多推诿此事非自己境内，于是按照旧例不去管理。
至此，河南西华的刘千斤（刘通）开始发兵作乱。成化元年（1465年），号称“石和尚”的石龙纠合冯子龙数百人，四散剽掠。于是众人在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海溪寺称王，称国号“汉”，建元“德胜”。署将军元帅，以石和尚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为羽翼，众至数万人，洗劫襄阳、邓州境内。当时王恕刚以副都御史出抚，悬榜晓谕，却未受分讨之命。贼狃为故常，不肯散去。王恕上报朝廷请求出兵平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2]
过程
刘通、石龙之乱
成化元年（1465年）五月，明宪宗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合湖广总兵李震讨刘千斤，副都御史王恕会三师并进，直捣其巢[3]。
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镇守荆、襄的王信猜测刘千斤会进攻房陵。于是率领数十骑往据之。调集民兵，不满千人。刘千斤率领四千余人围攻，明军援绝，王信在多张旗举火，日夜不息，历四旬。其中派出敢死队在出城五六里举火炮，叛军以为援兵赶来，遂溃败。王信乘势追击，此后升为都指挥同知[4]。
同年三月，提督荆、襄军务兵部尚书白圭上奏，请求分四路：南漳、安远、房县、谷城，以犄角状并进，克期会剿。宪宗批准此议[5]。
同年五月，白圭率兵进入南阳时，与抚宁伯朱永由南漳入，遇到叛军，诱之到临城，一同击破。朱永有病留在镇中，白圭则与唐慎、李震、湖广巡抚王俭进兵潭头坪；林贵、鲍政自安远进兵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县进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挥刘清等亦自谷城进兵洞庭庙。叛军见到明军势力强大，刘千斤遂走寿阳，欲出陕西；苗龙走大市，欲出远安。明军遂调兵赶往寿阳，截断其退路，刘千斤退守大市，与石龙会合。都指挥田广进至雁坪，击退叛军，追及于古口山。此日湖广部队与其他部队会合，一同进攻叛军。斩刘千斤之子刘聪、伪都司苗虎一百余人，并乘胜进兵，贼退入巢穴。此时山险，又下雨，白圭遂身先士卒，至格兜，叛军凭险抵御。当时各路部队已会师两天，却久攻不下。士兵听闻主帅白圭亲来，更加奋勇。白圭于是命刘清率领千余部队，从间道出现在敌军后部，焚烧其营，使其以为大军到来。白圭与李震、王俭攻其右路；王信攻其左路；鲍政冲其中路。敌军数万迎战，却回顾到其营地起火，遂惊走，蹂蹑死者无算，斩杀数万人。生擒刘千斤，献俘京师，与苗龙等四十人，皆行磔刑于集市。男子十岁以上者斩之，只有刘长子、石和尚逃到深山中。恰逢朱永病愈，更帅兵搜剩余叛军[6]。
六月，石和尚率众千余人，焚劫四川大昌县，杀夔州通判王祯。宪宗命分兵讨之[7]。
之后，石和尚、刘长子聚众于巫山，石圭遣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追击。叛军因计穷食尽而投降。石圭遣指挥张英诱之，刘长子遂缚石和尚送至喜信军营。继而并诱执刘千斤妻连氏及其伪职常通、王靖、张石英等六百余人。事情上报后，宪宗命搜捕余党，叛军遂平。诸将领忌恨张英有战功，于是在朱永面前诬陷，称其多获叛军贿赂。因此事，张英被捶杀，大军班师[8]。
十一月，石和尚、刘长子受磔刑惩罚。后叙平荆、襄功，进抚宁伯朱永为侯，李震兴宁伯，白圭进为太子少保[9]。
李胡子之乱
成化四年（1468年）三月，宪宗改户部右侍郎杨璇为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南阳流民[10].
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刘千斤余党李胡子纠合余党小王洪、石歪膊，率领荆、襄流民聚众谋反。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明军屡次逮捕不获，荆、襄、南阳等地遂发生骚乱[11]。十一月，宪宗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讨伐李胡子[12]。
成化七年（1471年）正月，右都御史项忠抵达襄阳，看到士兵寡弱，请调永顺等土兵前往，宪宗批准。诸将请速进，项忠约束部队禁止滥杀无辜。兵部尚书白圭则反对调用永顺、保靖土兵，以免激化骚动。而项忠则称流民撤离数量多达四十余万人，如果中止土兵，百姓听闻后仍然会生疑；况且贼首仍然潜伏，届时再调兵则为难。宪宗于是听从项忠主张，并约束其禁止扰民，用心安抚[13]。
同年十一月，项忠派遣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率兵追捕，在竹山县遇到李胡子，被明军擒获。小王洪的五百余众，屯于钧州龙潭，亦被明军擒获。此后遣送还乡者有四十万人，俘斩二千人，编戍者一万余人。当时流民从明初洪武年间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有为非作歹的人。军队进入后，死者枕藉山谷。其戍边湖广、贵州的人，又多死于路途中，弃尸于江浒。言论者谓项忠此役，实为多滥杀[14]。
十二月，都御史项忠献荆、襄俘李胡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书陆瑜等会奏，为其分别定罪[15]。
成化八年（1472年）四月，给事中梁璟上疏弹劾都御史项忠偏听检讨张宽、御史刘洁、总兵李震，纵杀邀功。宪宗称：“荆、襄流民作乱，朝廷内外都以之为忧虑。现在已经荡平，就应该谈论以后解决方法，不这样的话就会激怒于天下。”兵部尚书白圭又称：“项忠所呈上的荆、阳功次文册，与李震前后比较有不同，请勘别。”宪宗亦没有听从[16]。
同年五月，都御史项忠乞求致仕，宪宗慰留，召还都察院[17]。
平抚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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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郧阳抚治 |
自成化初年，陕西至荆、襄、唐、邓之间，皆为长山大谷，绵亘长达千里，所以流逋的人能够藏聚，这是刘千斤之乱的原因。至李胡子复乱，流民人数甚至多达一百万。都御史项忠奉命捕逐，死者不计其数。国子监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称道：
| “ | 昔日古人修天下《地理志》，看到东晋时的庐州、松州百姓，流落到荆州，于是荆江之南设置松滋县令众人侨居；陕西雍州的百姓，流聚至襄阳，应襄西之侧置南雍州令众人居住。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这是前代处理荆、襄流民的方法，非常有用。现在应当任由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平抚，之后设置官员，编制里甲，宽其傜役，使其安居乐业业，则流民皆可为齐民了。[18] | ” |
都御史李宾非常赞同此说，并援其说上疏，宪宗批准。成化十二年（1476年）二月，宪宗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19]。
成化十二年七月，北城兵马吏目文会上疏道：
| “ | 荆、襄自古为用武之地。宣德年间，有流民邹百川、杨继保匿聚为非作歹。正统年间，百姓胡忠等开垦荒田，才开始入版籍，编成里甲。成化年以来，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相继作乱，大臣处置失宜，终未安辑。现在河南歉收百姓饥荒，只能入山就食，势不可止，如何保护以后不成后患？所以我呈上三事：首先，荆、襄土地肥饶，皆可用于耕种，远年入籍的流民，可给还田土，所附籍者领田土力耕，体恤宽恕，而愿回籍者听由其原；其次，流民潜处的地方多出没不常，乞求皇上选良官担任抚绥，军卫官为之守御，则流民自安；最后，荆、襄等地上流，为吴、楚要害，道路多通，必应当在总隘地方，加设府、卫所、州、县，设立保甲，允许通货购买衣食物品，设立学校崇尚风俗，则其百姓自然会从善了。[20] | ” |
同年九月，都御史原杰上奏，得到了宪宗批准。
| “ | 信阳、固始等州县，南抵蕲、黄，西接荆、襄，东连凤阳、霍丘，山势绵亘，河流四达，盗贼容易出没。况且凤阳、陈州，最近都在受灾，流民载道。强盗进入霍丘，抢劫物资，逮捕官员，百姓骚动，应该考虑防备措施了。现在请在汝宁所属信阳等十三个州县，令二司巡守官选壮丁，备器械马匹。委任二官总督缉捕盗贼。此外，信阳军民杂处，奸盗容易聚众，请调守备南阳河南都指挥官，得权专御盗贼，禁止开采银洞。此外，商城县南接六安州有二百余里，四野旷漫，而金刚台巡检司则在县北，现在请在马头山置县。[22] | ” |
同年十一月，宪宗正式下诏，开设湖广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当时都御史原杰遍置诸郡县，无论深山穷谷均亲自前往。抵达后向百姓问疾苦并宣达朝廷旨意，百姓均愿意附版籍为良民。于是，湖广、河南、陕西等地的抚、按、藩、臬官员，入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以各自占旷土，官方为其限给丁力，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并置郡县统一指挥[23]。
因此设立[24]：
- 淅川县，割内乡县重新设置。
- 竹溪县，于湖广割竹山地而成。
- 郧西县，割郧、津地而成。
- 桐柏县、南召县、伊阳县，为河南割南阳府、汝州、唐县等地而设置。
- 商南县、山阳县，为陕西分析商县而成；原商县升为商州。
- 郧阳府，在郧县城置，下辖郧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郧西县、上津县，并在郧阳设立行都司和卫所，以保卫其控制。
此外举荐邓州知州吴远为首任郧阳府知府。原杰又以所地涉及三省，没有统一指挥，于是推荐御史吴道宏代替自己担任郧阳抚治，统领八郡，兼制三省。宪宗遂升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代替原杰担任抚治；并驰马赐玺书，召还原杰，并担任南京兵部尚书。原杰为平抚殚精竭力，劳苦成疾，在南还途中竟死于驿舍。荆、襄百姓听闻后，无不流泣。此后宪宗以抚治郧阳大理少卿吴道宏为右佥都御史，开府郧阳，著为此令[25]。
参考文献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宪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荆、襄盗刘千斤反。荆、襄之上游为郧阳，郧，古麋国，春秋时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间，流贼作乱，终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厄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无所禀约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长，稍能驱役之。汉中守臣以闻，且言：“不即诛，恐有后患。”上曰：“小民为饥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诛之！”命御史金敬往抚辑。敬至，谪数人戍，余阳听抚，而大奸皆潜伏不出。寻复纵，势益滋蔓。有锦衣千户杨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众，宜选良吏赈恤其饥，渐图所以散遣之。”辞甚谆切，不报。三省长吏又多诿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乱。千斤名通，河南西华人，有膂力。县治门有石狮重千斤，通手举之，人因号为刘千斤。正统中，潜往襄阳房县，与僧尹天峰谋乱。成化元年，有石龙，号石和尚，纠合冯子龙数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聪约子龙举事。乃于大石厂立黄旗聚众，据海溪寺称王，伪号汉，建元德胜。伪署将军元帅，以石和尚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为羽翼，众至数万，劫襄、邓境。时王恕方以副都出抚，悬榜晓谕，而未受分讨之命。贼狃为故常，不肯散。恕闻于朝，曰：“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五月，命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监军，合湖广总兵李震讨刘千斤，副都御史王恕会三师并进，捣其巢。”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二年春二月，擢镇守荆、襄王信为都指挥同知。刘千斤之乱，荆、襄震惊。信度房陵险要，自率数十骑往据之。调集民兵，不满千人。贼四千余人突至，围攻之。援绝，信多张旗举火，日夜不息，历四旬。间以死士出城五六里举火炮，贼以为援兵也，惊溃，信追击大利。”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三月，提督荆、襄军务兵部尚书白圭奏言：“贼首刘千斤在襄阳房县、豆沙河诸处万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议欲分兵四路：一从南漳，一从安远，一从房县，一从谷城，犄角并进，克期会剿。”上报曰：“兵不可遥制，悉如卿所议行。””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五月，兵部尚书白圭及湖广总兵都督李震帅师讨荆、襄贼，平之。先是，圭至南阳，与抚宁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贼，诱之临城，击破之。永适有疾留镇，圭与唐慎、李震、湖广巡抚王俭进兵潭头坪，林贵、鲍政自安远进兵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县进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挥刘清等亦自谷城进兵洞庭庙。贼见势逼，千斤走寿阳，欲出陕西；苗龙走大市，欲出远安。即调兵往寿阳，截其奔轶，千斤退保大市，与龙合。都指挥田广进至雁坪，击贼败之，追及于古口山。明日，广与诸军皆会，进攻贼阵。斩其子刘聪、伪都司苗虎一百余人。乘胜进兵，贼退入巢穴。山险，复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兜，贼凭险为拒。时诸路兵会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闻圭来，倍奋勇。圭乃命刘清将兵千余，由间道出贼后，焚其营，而自以大军临之。圭与震、俭攻其右，王信击其左，鲍政冲其中。贼数万余迎战，顾其营火，遂惊走，蹂蹑死者无算，击斩万人。生擒刘千斤，献俘京师，与苗龙等四十人，皆磔于市。男子十岁以上者斩之，惟刘长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岩险。会永病愈，更帅兵搜余贼。”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六月，石和尚集众千余，焚劫四川大昌县，杀夔州通判王祯。命分兵讨之。”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冬十月，提督湖广军务白圭诱执贼首石和尚。时石和尚、刘长子聚众巫山，圭遣参将喜信、鲍政，都指挥白玉随贼向往剿之。贼计穷食尽，乞降。圭遣指挥张英诱之，刘长子遂缚石和尚送至喜信营，受之。长子诣信营乞食，信饷之，俾居近营。既而并诱执刘千斤妻连氏及其伪职常通、王靖、张石英等六百余人。事闻，上命搜捕余党，贼平。诸将忌张英功，譛于朱永，谓英多获贼贿。以事捶杀之，遂班师。”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十一月，磔石和尚、刘长子于市。叙平荆、襄功，进抚宁伯朱永为侯，李震兴宁伯，白圭进太子少保。”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四年春三月，改户部右侍郎杨璇为右副都御史，抚治荆、襄、南阳流民。”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六年冬十月，荆、襄贼李胡子聚众反。先是，贼平，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设。会岁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万人。李胡子，新郑人，刘千斤余党也。千斤败，与其党王彪走免。纠合余党小王洪、石歪膊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复倡流民为乱，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官军屡捕不获，荆、襄、南阳为之骚然。”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十一月，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讨李胡子。”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项忠至襄阳，以见卒寡弱，请调永顺等土兵。从之。诸将请速进，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盗中，不能自脱耳。”乃驻兵分布险要，遣人持榜招谕，有能去贼自归者，禁勿杀。于是民多携老弱来归。王彪自变量十人觇军，且阻归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书白圭言：“贼党困饥寒，出于迫胁。宜敕项忠相度机势，计抚绥长策。不必调永顺、保靖土兵，以滋骚动。”忠奏曰：“贼据险在万山中，复有流民从之，患将不测。臣奉诏旨，开谕生路，流民携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绝，计四十余万。今若中止土兵，恐民闻之，仍怀疑惧。且王彪虽授首，而渠魁李胡子尚伏窜。设复再聚，重调为难。”上报曰：“土兵已到，严约不得扰民。其流民在山，眷恋生业，不至为非者，用心设法抚安之。””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十一月，荆、襄、南阳流贼平，进总督军务项忠右都御史，敕留抚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谕。负险不服，即纵兵剿不赦。李胡子势孤，潜伏山寨。忠遣副使余洵、都指挥李振率兵追捕，遇胡子于竹山县，尽死拒敌，为官军所擒。小王洪尚有众五百，屯于钧州龙潭，亦破擒之。几遣还乡者四十万人，俘斩二千人，编戍者万余人。时流民有自洪武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为恶者。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既树平荆、襄碑，或亦呼为“堕泪”，以嘲忠云。”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十二月，都御史项忠献荆、襄俘李胡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书陆瑜等会奏，坐罪有差。”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八年夏四月，给事中梁璟疏劾都御史项忠偏听检讨张宽、御史刘洁、总兵李震，纵杀要功。上曰：“荆、襄流民为患，中外皆以为虑。今及荡平，即议其后，非所以激劝天下也。”兵部尚书白圭又言：“忠所上荆、阳功次文册，与震前后不同，请勘。”上亦不听。”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五月，都御史项忠乞致仕，慰留之，召还院。先是，有星孛于天田，言者谓荆、襄杀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温旨答之。”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陕西至荆、襄、唐、邓之间，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之乱因之。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百万。都御史项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乃著《流民说》，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傜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8）：“都御史李宾深然其说。至是流民复集如前，宾乃援洪谟说疏上之，上可焉，命杰往莅其事。”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秋七月，北城兵马吏目文会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间，有流民邹百川、杨继保匿聚为非。正统中，民胡忠等开垦荒田，始入版籍，编成里甲。成化年来，刘千斤、石和尚、李胡子相继作乱，大臣处置失宜，终未安辑。今河南岁歉民饥，入山就食，势不可止，能保无后日之患？经条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饶，皆可耕种，远年入籍流民，可给还田土，所附籍者领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愿回籍者听。曰流民潜处，出没不常，乞选良有司为之抚绥，军卫官为之守御，则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为吴、楚要害，道路多通，必于总隘之处，加设府、卫、州、县，立为保甲，通货贿以足其衣食，立学校以厚其风俗，则其民自趋于善矣。””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杰采其言用之。”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九月，都御史原杰奏言：“信阳、固始等州县，南抵蕲、黄，西接荆、襄，东连凤阳、霍丘，山势绵亘，河流四达，盗易出没。且凤阳、陈州，近皆被灾，流民载道。盗入霍丘，劫帑藏，执县官，民庶骚动，诚宜思患预防。今请于汝宁所属信阳等一十三州县，令二司巡守官选壮丁，备器械马匹。委任二官督之，缉捕盗贼。又信阳军民杂处，奸盗尤众，请调守备南阳河南都指挥官，俾得专御盗贼，禁治银洞。又商城县南接六安州二百余里，四野旷漫，而金刚台巡检司乃在县北，今请迁置县马头山。”诏悉如所言行之。”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十一月，开设湖广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时都御史原杰遍置诸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至则宣朝廷德意，问民疾苦。诸父老皆忻然原附版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各自占旷土，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置郡县统之。”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于是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县，割郧、津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为商南、山阳二县，而以商县为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参错以居。又即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且立行都司、卫于郧阳，以保障控御之。经画既定，乃上其事。”
- ^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38）：“因荐邓州知州吴远为郧阳知府，诸州、县皆选邻境良能吏，习知其事者为之。又以地界三省，无统纪，荐御史吴道宏才望，请代己任，得兼制三省，抚治八郡，居郧阳。上遂擢道宏为大理少卿，代杰抚治。驰玺书赐杰召还，以为南京兵部尚书。杰劳苦成疾，南还，竟卒于驿舍。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泣者。寻以抚治郧阳大理少卿吴道宏为右佥都御史，开府郧阳，著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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