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后圆坟（日语：前方後円墳／ぜんぽうこうえんふん ^{Zenpōkōenfun}）是日本古坟的一种建筑模式，顾名思义就是由呈方形的前方部分（前方部）以及呈圆形的后圆部分（後円部）所组成，连接两者之间的部分称为中间细部（くびれ部），俯瞰时就如钥匙孔一样^[1]，故在英语中又称作钥匙孔形冢（Keyhole shaped mounds）^[2]，在韩语中则由于形似长鼓而又称为长鼓坟（장고분／長鼓墳）^[3]，与圆坟同样属于在古坟时代较早出现的古坟形态，而一般的大型古坟均是前方后圆坟，以畿内为中心广泛分布于本州、四国和九州^[1]，其中日本最大的前方后圆坟是坟丘全长达525米的大仙陵古坟^[4]。

除了日本以外，形态上与前方后圆坟接近的还有在大韩民国的前方后圆形坟（日语：朝鮮半島南部の前方後円形墳）以及位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云坪里古坟群和慈城松岩里古坟群的前方后圆坟型积石冢（日语：積石塚）^[5][6][7][8]，此外韩国的考古学家姜仁求认为位于庆尚南道的固城松鹤洞古坟群（朝鲜语：고성 송학동 고분군）内的松鹤洞1号坟（舞妓山古坟）是前方后圆坟^[9][10]。

语源

前方后圆坟最初并没有特定的名称，而是由当时的民众以身边的物品来命名，因此又有车冢、铫子冢、茶臼山、瓢箪山、瓢冢和二子山等称呼^[1]，车冢是指古坟的前方部分和后圆部分就像车一样而得名^[11]，铫子冢则可是源于从侧面看的时候就像横放的铫子（日语：銚子）有一半埋在泥土内而得名^[12]，茶臼山则是由于两层或三层的后圆部分看起来像茶臼而得名，又有茶臼冢和臼冢等称呼^[13]，瓢冢又称瓢形坟，是指前方后圆坟的形态就像葫芦的一半埋在泥土内（瓢簞）而得名^[14]，二子山又称作二子冢和双子冢等，是指前方部分和后圆部分高度相差不大的前方后圆坟，以此为称呼的前方后圆坟大多集中于关东地方^[15]。

前方后圆坟的说法见于文化5年（1808年）成书，由蒲生君平撰写的《山陵志（日语：山陵志）》，其中记载道：“就如宫车一样前方后圆，高三层并且由周壕所包围”（必象宮車。而使前方後圓。為壇三成。且環以溝。）^[16][17]，将前方后圆坟视为宫车^{[注 1]}，并且将后圆部分比喻成车盖^{[注 2]}，前方部分则是辕^{[注 3]}。此外，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日语：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东影悠认为后圆部分是牛车载人的部分，前方部分则是牛拉车的部分^[21]，栃木县埋藏文化中心（日语：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的篠原祐一则将宫车视作铜车马或辒辌车般的灵车^[22]。明治后期开始，前方后圆坟作为学术用语沿用下来^[1]。

起源

前方后圆坟的起源存在多项说法。首先是模仿物品说法，除了在明治时已经不获采用的宫车说法外^{[注 4]}，岛田贞彦和原田大六（日语：原田大六）则认为是模仿了宽口壶土器，后圆部分为壶，前方部分则是宽阔的壶口（日语：口縁部）。另外，还有提出盾牌说法的滨田耕作。两者均遭到森浩一（日语：森浩一）批评，他认为宽口壶土器均与早期的前方后圆坟的形态差距甚远，而实际上早期古坟出土的盾牌上方为微弱的弧，下方则成一直线，这与前方后圆坟的形状也不同，而且由于盾是平面，因此亦无法解释后圆部分拱起的原因，滨田后来也自行撤回这项说法。此外，原口淑人（日语：原口淑人）亦提出模仿住宅的说法，认为坟墓作为死后的住居是不同文化里的共通理念，并且将玄室（日语：玄室）比拟成主要部分，通过羡道（日语：羨道）和副室来重现生前住居的样貌。茂木雅博（日语：茂木雅博）认为前方后圆坟起源于模仿物品的说法并不妥当，重松明久（日语：重松明久）也认为与前方后圆坟相似物品极多，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24]:18-33[23]:88-94}。

其次是前方部分祭坛说法，威廉·戈兰德（英语：William Gowland）早在1897年便认为前方部分是祭坛，这是因为前方后圆坟的墓室都在后圆部分，前方部分则没有，而且前方部分的表面部分不时出土祭祀用具的碎片。梅原末治和森本六尔（日语：森本六爾）也赞同这项说法，并且认为中间细部出土的屋型埴轮让人联想到祠堂。喜田贞吉则认为前方部分是让奉币使（日语：奉幣）在其上方作宣命之用的地方，滨田耕作也提到这一点，指出江户时代已经有人将前方部分命名为宣命场，反映该处具备祭坛的功能。小林行雄也认为前方部分比较是接近祭坛^{[24]:18-33[23]:88-94}。

另一方面，支持此说法后藤守一（日语：後藤守一）亦提到由于前方部分没有土师器和须惠器（日语：須恵器）等祭祀器具，所以无法证实此观点。与此同时，高桥健自（日语：高橋健自）认为前方部分也有陪葬的情况，不应视为祭坛，并且主张前方部分与后圆部分就如神社的本殿与鸟居之间的参道一样，通过展现这种深入结构来带出庄严的感觉，因此前方部分应视为玄关。重松明久在1978年的著书称前方部分为祭坛是目前最有力的说法^{[24]:18-33[23]:88-94}。

其三是大陆起源说法，森本六尔在1926年提出前方后圆坟是模仿了中国大陆的坟墓。西嶋定生则主张卑弥呼在神功皇后摄政39年（239年）获魏明帝册封为亲魏倭王，成为中华朝贡体系的一员，故有需要兴建符合其身份的坟墓，其中方圆来自于祭天的圜丘以及祭地的方丘，同时期魏武帝也配祀于圜丘，武宣卞皇后则配祀于方丘，前方后圆坟的情况则是大王与天神地只一同配祀，因此建造前方后圆坟除了能够在内外展现权威外，也弥补了大和王权缺少圜丘、方丘以至宗庙和社稷的祭祀机能，及至后来演变成造出（日语：造出）以及在坟丘周边兴建神社来作祭坛之用^[23]:91-93。

山尾幸久（日语：山尾幸久）也提到台与在神功皇后摄政66年（266年）派遗使者向西晋朝贡时，在同年冬至前往在委粟山（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禹宿谷堆）搭建而成的前方后圆形两层坛兆^{[注 5][26]}，观看了晋武帝祭祀其父晋文帝（司马昭）、祖父晋高祖（司马懿）以及昊天上帝的仪式，西晋当时的郊祀是皇帝独自在按丘陵地形自然建成的方形和圆形混合祭坛上祭天和祭祖，指出使者在返回日本后，前方后圆坟才在3世纪中叶开始突然出现^{[24]:18-33[23]:88-94}。

此外，河内良弘引用由方式济所著的《龙沙纪略》中提到的“以碎石逐体，薄掩之”，并且将其称为“人形碎石坟”，指出其类似于前方后圆坟，亦提到前方后圆坟是以其为原型为基础巨大化的结果，为古代人创意的产物^{[24]:18-33[23]:88-94}。藤泽一夫则指出前方后圆坟源于打虎亭汉墓，早期前方后圆坟大多为竖穴式石室则是受到朝鲜半岛的影响，樋口隆康（日语：樋口隆康）则认为起源于马王堆汉墓，重松久明批评其主张，指出其更接近新罗的双墓^{[注 6]}，要说接近的话更像诺彦乌拉墓地，与此同时梅原末治和铃木治均认为前方后圆坟与诺彦乌拉墓地有关^[23]:77-82，并且主张前方后圆坟是源于道教的天圆地方（日语：天円地方），以打虎亭汉墓等为基础而建成^[24]:30。

其四是弥生时代相关说法，金关恕（日语：金関恕）认为前方后圆坟原本是弥生时代的祭祀场地^[24]:30。近藤义郎（日语：近藤義郎）则提出前方后圆坟源于弥生坟丘墓（日语：弥生墳丘墓），其中前方部分便是源于四隅突出型坟丘墓（日语：四隅突出型墳丘墓）的突出部分，其后前方后圆坟传遍日本各地，形成前方后圆坟秩序（日语：前方後円墳体制）^{[28]:214-216、262}，栃木县埋藏文化中心称前方后圆坟源于弥生时代坟墓（日语：弥生時代の墓制），指出当时的古坟四周被周壕所包围，仅留有一处连接陆地与古坟，称为陆桥，并且在其附近发现祭典用的土器，其后陆桥逐渐扩建，最后形成前方后圆坟，并且称这是目前有力的说法^[29]。2016年5月12日，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在奈良县橿原市的濑田遗迹发现了一座圆形周沟墓（日语：弥生墳丘墓），并且指出前方后圆坟是自这座坟墓开始经过缠向石冢古坟（日语：纒向石塚古墳）演变成箸墓古坟（日语：箸墓古墳），石野博信（日语：石野博信）认为这座圆形周沟墓可能就是前方后圆坟的原点之一^[30]。

此外，还有两坟结合说法，清野谦次（日语：清野謙次）在1906年提出前方后圆坟是主坟与陪葬墓各自发展，最终合二为一而成。尼尔·戈登·门若（英语：Neil Gordon Munro）则认为日本人喜欢三角形，通过结合三角坟与圆坟而造就了前方后圆坟。此外，梅原末治也承袭威廉·戈兰德的说法指出前方后圆坟是由圆坟和方坟结合而成。斋藤忠（日语：斎藤忠）与滨田耕作则提出了前方后圆坟是根据丘陵地势而自然而成的说法，滨田后来撤回这项说法，茂木雅博也认为这与尼尔·戈登·门若的说法均缺乏说服力，并且称清野和梅原的说法难以考证，只是承袭了当时的学说^{[24]:18-33[23]:88-94}。

历史

3世纪中叶后，西日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前方后圆坟，近畿地方的例子有奈良县樱井市的箸墓古坟、京都府木津川市的椿井大冢山古坟（日语：椿井大塚山古墳），中国地方以及九州地方则有冈山县冈山市的浦间茶臼山古坟（日语：浦間茶臼山古墳）和福冈县苅田町的石冢山古坟（日语：石塚山古墳）等等，同时期出现的还有前方后方坟（日语：前方後方墳），例如京都府向日市的元稻荷古坟（日语：元稲荷古墳）以及冈山市的汤迫车冢古坟（日语：備前車塚古墳）等等，其中最大规模的便是箸墓古坟，坟丘全长达280米左右，与弥生时代后期最大的约80米的楯筑坟丘墓相比还要大三倍有多，面积和容量也远超后者^[31][32]。

坟形呈前方后圆的坟丘墓虽然在弥生时代便早已散见于日本各地，早期的前方后圆坟的墓室形态基本上都是竖穴式石室内安置割竹形木棺（日语：割竹形木棺），这与弥生时代坟丘墓存在差异，而且早期的前方后圆坟均存在共同的特征，例如与后圆部分相比较低且宽如拨（日语：撥）一样的前方部分，陪葬品的组合与位置也如出一彻，棺内安放了玉类和镜，棺外则是大量的三角缘神兽镜（日语：三角縁神獣鏡）、铁制的武器类、农具和渔具等等。对此白石太一郎（日语：白石太一郎）认为当时以邪马台国为首的畿内以及濑户内海的各势力结成了同盟，并且通过击败控制玄界滩一带的奴国和伊都国等势力来取得来自朝鲜半岛的铁以及各类文物^{[31]:36-41[32]:15-19}。

另一方面，近藤义郎也提到在平地兴建的前方后圆坟大多井井有条，坟丘也是在逐层巩固下兴建而成，并且考虑到坟丘的斜度和勾配（日语：勾配）等来建造圆堆形的坟丘，加上来自中国大陆的铜镜以及从同时期的《魏志倭人传》可以得知当时两国有过交流，故此推测早期前方后圆坟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土木工程技术所带来的影响，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则反映在各同盟成员一同以建造前方后圆坟作为盟约的证明方面^[28]:260-263。

与此同时，在东日本亦存在与缠向石冢古坟同时期的前方后圆坟神门5号坟、4号坟和3号坟（日语：神門古墳群），其中5号坟为东日本历史最早的古坟，显示当时上总地区与邪马台国可能存在关连。4世纪时，东海地方、北陆地方、关东地方以及东北地方南部均是以前方后方坟为主，在两至三代后才逐渐变成前方后圆坟。对此，白石太一郎指出虽然《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提到四道将军与日本武尊等人通过多次东征来将东日本并入倭王权的版图，但是他认为实际上是位于浓尾平原的狗奴国在东日本形成了以前方后方坟为主的同盟，并且在卑弥呼死后与邪马台国的战斗中失利或在邪马台国的主导下议和，最终狗奴国的同盟与邪马台国的同盟融为一体，形成倭王权，然后以前方后圆坟和前方后方坟来区分东西日本的首长。4世纪末至5世纪，现在的群马县开始出现太田天神山古坟（日语：太田天神山古墳）般的大型前方后圆坟，现在山梨县、茨城县和千叶县等地也相继有大型前方后圆坟建成^{[31]:68-69[33]:12-13}。

4世纪中叶后，从原本以奈良盆地东南面大和的大和古坟群（日语：大和古墳群）以及柳本古坟群（日语：柳本古墳群）为重心的大王墓（日语：天皇陵）逐渐转移至北面曾布的佐纪盾列古坟群（日语：佐紀盾列古墳群），原本大和最后的大型前方后圆坟则是行灯山古坟（日语：行燈山古墳）和涩谷向山古坟。大王墓的重心在5世纪再次转移至大阪平原的古市古坟群以及百舌鸟古坟群^[31]:110-115。关于这些大型前方后圆坟多次转移的理由，根据对于《古事记》以及《日本书纪》的研究，日本学界提出王朝交替说以及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等观点来解释^[34]:142-146。

另一方面，广濑和雄（日语：広瀬和雄）提出佐纪、古市、百舌鸟以及马见古坟群（日语：馬見古墳群）在结构上类同，并且在4世纪末至5世纪后半，由四座古坟群的首长共同担当大和王权的一角，死后则神化为大和王权的守护神，亦提出兴建大型前方后圆坟有震慑各地的效果^[34]。与此同时在5世纪后半，吉备、上毛野（日语：上毛野国造）和日向等地未有继续兴建大型前方后圆坟，畿内的葛城（日语：葛城）地区的前方后圆坟规模亦逐渐缩小。根据记纪、稻荷山古坟（日语：稲荷山古墳 (行田市)）出土的铁剑（日语：稲荷山古墳出土鉄剣）以及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的铭文（日语：金石文）记载，当时雄略天皇以治天下大王自居，其权威则反映在日本列岛内只有他继续兴建大型前方后圆坟之上^[31]:148-150。

6世纪，畿内系横穴式石室开始在前方后圆坟普及化^[35]:125。与此同时，摄津、尾张、宇治以至关东地方开始出现大型前方后圆坟，这些地方被认为是拥立继体天皇的势力的根据地，其中上野的前方后圆坟的数目特别多，与同时期畿内仅有39座前方后圆坟相比，仅上野便已经有97座，关东地方则是216座，在畿内和尾张等地都缩小的情况下，只有关东地方在整个6世纪均持续兴建大型前方后圆坟，这显示当时大和王权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非常倚赖当时的东国^{[31]:169-171、178-181}。6世纪末至7世纪初，大型的方坟和圆坟取代了前方后圆坟成为主流，7世纪中叶则再演变成八角坟（日语：八角墳）^{[35]:250-252、263}。对于前方后圆坟停止兴建的原因，白石太一郎认为是与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人的改革以及国造制的成立有关^{[32]:243[31]:190-191}，而最后的前方后圆坟则被认为是浅间山古坟（日语：浅間山古墳 (栄町)）^[36]，荣町称古坟建于7世纪前半^[37]。

结构

前方后圆坟分为前方部分、后圆部分和中间细部。都出比吕志（日语：都出比呂志）认为前方部分源于弥生时代的坟丘墓的突出部分（張り出し部）^[35]:9-11，最早期的前方部分呈拨形的曲线，后来的前方部分的外围则全部成直线，代表的古坟有箸墓古坟。其后，前方部分的高度变低，中间细部则变小，形状如手镜（粤语：手鏡），故又称为柄镜形，代表古坟有樱井茶臼山古坟（日语：桜井茶臼山古墳）。宝来山古坟（日语：宝来山古墳）的前方部分高度就如樱井茶臼山古坟，中间细部则更大，没有周壕，而墓室形态则为粘土椁（日语：粘土槨）或竖穴式石室^[1][38]。这些前期古坟多数位于丘陵的突出部分、山脊或台地的边缘位置，扇贝形古坟也带有前期古坟的特色^[39]，因此有些意见认为扇贝形古坟在广义上与前方后圆坟无异^[40]。

与宝来山古坟同时期，以佐纪陵山古坟为首的古坟的前方部分则较短。其后，前方后圆坟的中期古坟多建于平地或广阔的台地，前方部分较宽，可媲美后圆部分的直径，而且可供出入，亦有当成墓室之用，高度亦有所增加，中间细部则建有造出，外围亦建有呈马蹄形的多重周濠。这类前方后圆坟不单数目众多，而且规模庞大，代表古坟有誉田御庙山古坟（日语：誉田御廟山古墳）。仅接又出现了前方部分较长的前方后圆坟，代表古坟是大仙陵古坟。前方后图坟的最终形态为后期古坟，无论是丘陵和平地均有其踪影，前方部分较高，宽度亦远超后圆部分的直径，内部则多是横穴式石室。以土师御陵古坟为首的这类古坟结合了誉田御庙山古坟和大仙陵古坟的特征，平均来说与誉田御庙山古坟类型的古坟相比较长。后期古坟的坟丘在畿内的规模普遍缩小，其他地方则依然维持兴建大型前方后圆坟的做法^[38][39][1]。

分布

角冢古坟

花牟礼古坟（日语：塚崎古墳群）

最北及最南的前方后圆坟

根据广濑和雄的说法，日本总共有约5,200座前方后圆坟（包括前方后方坟），分布于北海道、北东北和冲绳县外的日本各地，而坟长超过100米以上的就有302座，其中140座位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和山城（畿内），远超排在第二的上野以及第三的吉备。与此同时，超过200米的前方后圆坟仅35座，其中32座均位于畿内，例外的三座分别是位于吉备的造山古坟、作山古坟以及位于上野的太田天神山古坟^[34]:90。

另一方面，奈良女子大学的前方后圆坟数据库给出的数字则是4,764座，分布在除了北海道、秋田县、青森县和冲绳县外的日本各地，坟长超过100米以上的有306座，超过200米的则是36座，最多前方后圆坟的都道府县则是千叶县，总共有693座，有分布而最少的都道府县则是岩手县，仅一座，即角冢古坟，同时为日本最北的前方后圆坟^[41]，最南的则是鹿儿岛县肝属郡肝付町的花牟礼古坟（日语：塚崎古墳群）^[42]。此外，旧令制国内没有前方后圆坟的只有淡路国、伊豆国和佐渡国^[43]。

参考资料

注解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