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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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贾（阿拉伯语：مرجع、波斯语：مرجع تقلید，罗马化：Marja'）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里解作“追随的根源”。在什叶派伊斯兰教里，这个术语专指伊斯兰教法的最高权威人物[1]。马尔贾接受过伊斯兰教法学的教育，是最出众的法学家，有领导社群的资格[2]。在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教条里，一位在人生里展示出优秀品格和智慧的教士可获“马尔贾塔格利德”（阿拉伯语：مرجع ديني，罗马化：Marjaʿ taqlīd）的称号，意思是“仿效的泉源”，受到穆斯林的追随[3]。其中最纯朴、公正和正直的“马尔贾塔格利德”被称为“马尔贾塔格利德穆特拉克”，意为最高、绝对的仿效泉源[4]。
与马尔贾职能相关的典章制度被称为马尔贾制，在19世纪变得十分重要[5]。马尔贾可颁布伊斯兰教令，包括法律论述、阐明和厘清日常生活遇到的法律问题[6]。对于许多什叶派穆斯林来说，马尔贾的见解就是“一锤定音”，所以他们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一位强势的马尔贾可以聚拢他的支持者，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7]。理论上在世的马尔贾应只有一位，但有时候曾经同时存在多于一位马尔贾，在1975年就曾经有多达七位马尔贾[8]。
语义
阿拉伯语里的马尔贾一词在字面上解作重回、归去或来自的地方，源自闪米特语族的三个字根r、j及'[9][10]。这个词语与另一个阿拉伯词语“马阿德”（阿拉伯语：المعاد，罗马化：Ma'ad）有密切的关系。马阿德同时是限定词和不定词，限定词是指“某人或某物归去之地”，不定词有“回到（某处）”的意思[11]。《古兰经》里有多处使用了这个词语来形容真主是理想的归宿，又把马尔贾作为马阿德的同义词使用，塔巴里、法赫尔丁·拉齐及伊本·卡希尔的经注都认为马阿德就是归宿，而马尔贾就是动词“归去”[11][12]。
马尔贾在现代阿拉伯语里有源头的意思。在许多字典里，它与另一词语“马斯达尔”（阿拉伯语：مصدر，罗马化：Masdar）的字义相同。可是，学者马哈茂德·希特·哈塔卜认为马斯达尔源自较早的伊斯兰教文献，是按真主直接启示而写，而马尔贾一词则是后人所创，多见于二次来源[13]。
后缀词塔格利德的字根q、l、d来自“盖勒德”（阿拉伯语：قَلْد，罗马化：Qald）一词，意指缠绕或盘绕。由于项链多数都是盘编而成，因此这个字词指称项链。塔格利德是它的主动动词，有戴上项链的意思。把缰绳围在骆驼的头颈上亦可用这个字词来形容。它有更深层的用法，暗指把责任放在某人身上，因为把项链戴在他的身上可隐含这个意思。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则把塔格利德定义为“某人不了解另一人的理论，但接受了他的做事方法”，可表示不加以论证而根据他人的言论行事或接纳他人的言论[14]。
历史
根据什叶派最大教派十二伊玛目派的说法，在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随后领导什叶派的十二位伊玛目是完美无暇的人。他们相信第十二代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蒙塔扎尔在878年隐遁，并认为他一直在世，直至末日审判来临之前重新现身[15]。伊玛目隐遁造成了宗教权力真空，使他到底能不能把权力下放给他人及是否已下放权力成为了问题。到16世纪末，十二伊玛目派法学家认为他们集体接收了伊玛目的权力，成为伊玛目的代理人[16]。
他们在萨非王朝统治时期强调穆斯林要依循伊智提哈德（通过名为穆智台希德的法律学者诠释法律）、伊赫提亚特（存疑时采取审慎态度）和塔格利德（仿效）的原则来执行伊斯兰教法的宗教义务。遇到宗教难题而需要寻求一个最高司法权威来裁决成为必然，除了确立了仿效的必要之外，他们又认为应要在众多的学者之中找出最见识卓著的一位来加以仿效，因此马尔贾便是所有什叶派穆斯林的参照对象及地位最高的穆智台希德[17][18]。
创建
什叶派萨非王朝设有萨德尔一职，用以管理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及宗教捐献[19]。在1533年，萨非王朝沙阿（国王）塔赫玛斯普一世把“当世穆智台希德”的称号赐给法学家阿里·卡拉基·阿米利（阿拉伯语：عبدالعالي الکَرَکي العاملي，罗马化：'Ali al-Karaki al'Amili），至高的宗教职权便由穆智台希德一人独揽[20]。为了加强对萨德尔的控制，塔赫玛斯普一世放权给卡拉基，使他可以任命领祷者、法官及其他职位，使教士得以制度化[21][22]。教士和穆斯林要遵守卡拉基及其他高级穆智台希德的法律诠释[22]。
可是，到萨非王朝统治末期及卡扎尔王朝的建立，什叶派学者与沙阿的关系变得疏远，促使他们有意自行指定一位马尔贾，包括萨德尔在内的什叶派穆斯林都会遵从这位马尔贾的见解和言行[23]。学者穆罕默德·巴吉尔·贝赫巴哈尼指出，每位穆斯林都必须要选定一位穆智台希德作为仿效的对象。研究伊朗的美国学者尼基·凯蒂认为，什叶派需要“遵守在世穆智台希德的裁决，使他们得到的权力根基要比逊尼派学者强大得多”[24]。当时有一些什叶派穆斯林认为应明确按照《古兰经》、圣训及伊玛目的训示行事，反对采纳伊智提哈德作为法源，这一派被称为阿赫巴尔派，但贝赫巴哈尼称其为异端[25]。
什叶派教士在卡扎尔王朝时期受到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的挑战，他声称自己是隐遁伊玛目的“门途”，随后又自称隐遁伊玛目，认为应废除伊斯兰教法[26]。在卡扎尔王朝的支持下，什叶派教士得以铲除他的巴比运动所带来的威胁。苏非主义和其他类似巴比运动的异端反而迫使什叶派发展马尔贾的机制[27]。这种仿效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在什叶派学者之间形成了等级更分明的阶层，学者及作为“仿效根源”的马尔贾增多，什叶派学者圈子里开始承认马尔贾这个阶级[28]。
近代发展
随着阿赫巴尔派的式微，支持伊智提哈德的乌苏勒派得以在纳杰夫复兴。此外，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签署了和约，到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朝觐的穆斯林激增，促进了圣城经济和宗教学校的发展。马尔贾作为广受承认的角色率先体现在穆罕默德·哈桑·纳杰菲身上，继承纳杰菲的纳杰夫神学院领导人穆尔塔达·安萨里成为了第一位广受什叶派世界承认的马尔贾[29][30]。
安萨里的个人魅力和品格把什叶派仿效马尔贾的概念发扬光大。在他之前，追随仿效单一马尔贾并非什叶派穆斯林的常规做法[31]。他详细阐述了法学家是代替隐遁伊玛目执掌司法权，并明确表示在法律事务上有必要遵从穆智台希德的意见。他甚至表示不能背弃原本遵从的一位穆智台希德，转而遵从另一位的见解，除非后者的学识更超卓。在安萨里时期，什叶派教士形成了由一位或多位马尔贾主导的松散权力架构，使法学家成为了穆斯林与真主之间的中间人[32]。
安萨里在1864年逝世后一直也没有继后之人，直至19世纪末才有米尔扎·设拉子得到广泛认可[33]。此前的马尔贾只在宗教事务上发声，但设拉子积极在社政方面发挥影响力。作为英国傀儡的阿富汗统治者阿布杜尔·拉赫曼汗屠杀信奉什叶派的哈扎拉人，设拉子去信英国女王，试图从中斡旋保护阿富汗的少数什叶派。在反对英国人垄断烟草专利的烟草抗议期间，设拉子更颁布了教令，禁止穆斯林买卖和吸食烟草以示杯葛，引发强烈的回响，最后迫使纳赛尔丁沙阿让步，收回专利权[34]。
设拉子在1895年逝世，随后马尔贾塔格利德穆特拉克（最高马尔贾）一位悬空[35]。由于过往已清晰说明过权力集中在单独一位马尔贾的手上，导致竞逐者纷纷涌现。在德黑兰，法兹卢拉·努里及米尔扎·哈桑·阿什蒂亚尼都自称学识鹤立鸡群，但得不到穆斯林社群的正面反馈[36]。学者阿布德·哈迪·海里（Abd Hadi Hairi）称“如果某时段内同时存在多位资历相当的穆智台希德，其中一些或可获认为是独一的马尔贾”，例如穆罕默德·侯赛因·纳伊尼、阿卜杜勒卡里姆·海里·亚兹迪和阿布·哈桑·伊斯法哈尼都是身处同一时代的马尔贾[37]。
在这段时间，塔巴塔巴伊·亚兹迪进一步发展了安萨里的理论，他认为遵行一位穆智台希德的法律见解是每位成年的什叶派穆斯林必备的条件，宗教礼典不遵从穆智台希德的指导是不可接受，使马尔贾成为信众仿效指标的现行概念得以成形[38][39]。
布鲁杰迪与霍梅尼
在1946年，侯赛因·布鲁杰迪成为什叶派唯一一位马尔贾[40]。马尔贾的权势在此时达至顶峰。布鲁杰迪与波斯的统治者和前任马尔贾没有明显的斗争，教士阶层与政府的关系相对融洽[41]。据称布鲁杰迪享有“马尔贾塔格利德亚艾拉姆”或“马尔贾亚艾拉”的罕见称衔，前者的意思是最博学的仿效泉源，后者则有最高来源的意思，以示他在阿亚图拉（高级穆智台希德）之间独特的至上地位，所有人皆听从他的意见[42]。
布鲁杰迪的逝世造成什叶派教士阶级的权力真空，许多资历出色的著名阿亚图拉都跃跃欲试，以图替代布鲁杰迪，包括来自马什哈德的穆罕默德·哈迪·米拉尼、来自大不里士的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来自纳杰夫的穆赫辛·哈基姆及来自库姆的穆罕默德-礼萨·戈尔佩加尼及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虽然布鲁杰迪致函穆赫辛·哈基姆，承认他是顶尖的马尔贾塔格利德，当时的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试图加以干预，提拔非伊朗人和不熟悉波斯事务的阿亚图拉领导什叶派，但没有人能够独占马尔贾塔格利德[43]。
随着哈基姆在1970年逝世，什叶派宗教领导权的问题再次成为争议，虽然哈基姆在生前指名阿布·卡西姆·胡维成为马尔贾，但无人可以独占鳌头，也没有共识认为将会有人可以像布鲁杰迪那样成为毫无争辩、唯一的马尔贾，对于马尔贾的角色性质和其在积极参政与潜心学术的平衡问题上亦引发了巨大的分歧[44][45]。一些积极参政的伊朗教士推举流亡在外和反对沙阿政权的霍梅尼，库姆有48位教士向他发电报以表支持，而希望霍梅尼失势的沙阿则倾向支持立场温和的沙里亚特马达里和艾哈迈德·洪塞里，胡维则在纳杰夫得到较多人的支持[45]。
要成为马尔贾必须要先发表与伊斯兰教法学有关的论著，特别是宗教实务手册。霍梅尼在发表了他的《伊斯兰教法论说》后就完成了成为马尔贾的常规程序，许多人开始奉他为马尔贾。透露积极发声抗议沙阿政权，他开始成为国民的宗教领导人。学者哈米德·阿尔格引述霍梅尼的盟友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称，当时的人们不仅意识到布鲁杰迪留下的空缺得到填补，还期盼霍梅尼可以更稳固、全面和有效地领导他们[46]。
霍梅尼进一步扩展了十二伊玛目派的理论，主张只要伊玛目仍处于隐遁的状态下，马尔贾就必须承担宗教和政治上的领导角色，代表伊玛目处理世俗和宗教事务。这个理论在1979年订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里被奉为圭臬，当中第5条列明在伊玛目继续隐遁的情况下，有资格诠释法律的一位法学家或一群法学家有权领导国家。霍梅尼的论点是，如果一个伊斯兰国家要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法来运行，那就必须要由最精通法律的专家来监管，亦即是马尔贾。他在晚年又修订了他的学说，主张马尔贾不受伊斯兰教法所限，可自行确立法律，又称如果“伊斯兰国家受到威胁”，马尔贾甚至可以废除信仰支柱[47]。
现代
在1989年通过的宪法修订案，法基赫（伊斯兰教法学家）必须是马尔贾的要求遭到废除，从马尔贾拆分出来的法基赫更侧重于其政治资历，使宗教资历相对较浅的阿里·哈梅内伊得以成为法基赫[48]。在霍梅尼在世时，马尔贾及法基赫的职权皆集于他一身，但随着他的逝世及任命了资历相对较浅的哈梅内伊成为新的法基赫，法基赫的宪法地位与什叶派传统的权力架构出现了错位。霍梅尼、沙里亚特马达里、胡维、谢哈布丁·马拉希·纳杰菲及戈尔佩加尼相继逝世令马尔贾的权势萎缩[49]。作家艾哈迈德·哈希姆（Ahmed Hashim）认为“这对政权自视为伊斯兰国家的概念造成严重打击”，因为在霍梅尼后，伊朗再也不是由最杰出的马尔贾领导，哈梅内伊寻求获得马尔贾的身份来获得像霍梅尼那样的全面权力和最高权威[50]。
黎巴嫩的什叶派教士在霍梅尼逝世后出现分歧，有一派认为黎巴嫩的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学识超卓，认证他为马尔贾，另一派则因认同哈梅内伊的政见而拥戴他。法德拉拉不认同马尔贾需要聚焦于法律见识和需要学识超卓，指出这样会忽略了宗教在其他方面的事务，包括政治，也会有损于什叶派的团结和发展。他呼吁屏弃穆斯林要追随和仿效马尔贾的宗教义务，并认为一位理想的马尔贾应在法律、社会和政治上表现出成熟的素质。法德拉拉心目中的理想马尔贾就是什叶派版本的现代教宗，他的角色不局限在其对教法的学识上[51]。
资格
一位穆智台希德要成为马尔贾需要符合一些既定标准。什叶派教士同意候选的穆智台希德必须这些条件：成熟、睿智、虔诚、公正及合法婚姻所出的男性，当中有一些是主观看法，例如由谁来介定穆智台希德公正或虔诚与否，因此得到现存马尔贾的认证有利于候选人。由于马尔贾并非通过投票产生，候选人的名望要透过学生的数量、信任他的支持者数量及愿意仿效他的人数来判断[52]。委任一人成为马尔贾并无正式的机制和程序，不经授予获得，而是经十二伊玛目派的广泛共识默认[53]。
马尔贾必须接受过阿拉伯语、逻辑、神学、经注、圣训及法学方面的教育，而且必须接受和参加一些著名学者的教授、课程来获得认证。首先，他必须接受平均三至五年的教育学习文法、修辞及逻辑，继而再在接下来的三至六年内学习法学和实在法，最后还要积极参加座谈及神学院的辩论，以取得穆智台希德的头衔[54][55]。他的教学和著作一般都被认为是可证明他对法学和逻辑推论有高水平的认识，据指写作一部法学手册就是表明候选人有意成为马尔贾的表态。这部法学手册总结和归纳了候选人的法学见解，但所有马尔贾都要写作一部法学手册要到塔巴塔巴伊·亚兹迪在1918年逝世后才成为惯例[56]。
什叶派教士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提到马尔贾的虔诚和学识可使他们免于偏离正轨，又称“马尔贾虔诚到让伊斯兰教控制他的生活和行为”[57]。一些人还把“非爱财之人”列作马尔贾的资格[55]。第十一位伊玛目哈桑·阿斯卡里在解释一则圣训时就提到“一般人追随的法基赫是克己自制的，他们可以抵受物质的引诱，例如权力和财富，遵照真主的意志并将之传达给他人”[58]。至于公正的要求则是指候选人要能履行他的义务，不行违反教义之事，或具备本心向虔、克己自制的品格。有时又会考虑候选人的听力和视力，以及他的自主能力，即非奴隶身份[59]。
在年龄方面，尽管什叶派崇拜的伊玛目阿里和侯赛因都被形容是年轻的勇士，但主流宗教领袖的形象都是长者，年轻人执掌权力大多不受学者和大众欢迎[60]。在性别上，霍梅尼认为女性可以成为穆智台希德，但不可以成为他人仿效的马尔贾，设拉子及另一位阿亚图拉穆罕默德·法泽勒·兰卡拉尼都予以认同。阿亚图拉阿卜杜勒·贾瓦迪·阿莫利解释女性不能成为马尔贾的原因是这会令她们接触到“没有亲属关系的男性”[61]。法德拉拉认为传统上马尔贾必须是男性的要求是“过去父权社会的背景和社会风俗传承所致”，他指出男女在理性思维上并无差别，因此“如果女性具备所需的才智、技能和德行，不禁止她们成为马尔贾”[62]。
霍扎
霍扎是什叶派传统的宗教教育中心[63]。什叶派法学家在这里接受教育，以便成为马尔贾[64]。这些宗教学院在穆智台希德及马尔贾的指导下运作，其中最重要的两所霍扎分别位于伊朗的库姆及伊拉克的纳杰夫[65]。霍扎的资深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影响马尔贾的遴选，学者德温·J·斯图尔特指出现代的马尔贾离不开这个机构[64][66]。
马尔贾的候选人首先需要在霍扎里建立名望，资历相当的同辈必须认可他是资深穆智台希德，他的老师必须认证他有能力采用伊智提哈德诠释法律。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应要有许多的学生参加他的讲课，写作和发表他的学说[67]。此外，向学生提供生活补贴亦有助于马尔贾建立名望，马尔贾和他的学生都可以借此相得益彰。学生可以减轻经济负担，马尔贾亦可以因此吸引更多的学生和追随者。事实上，能够发放更多补贴的马尔贾意味着他有更多的支持者，拔高了他的名声。学者迈克尔·M·J·费希尔称“资金可以收买穆斯林群众投票选出马尔贾塔格利德”[68]。
角色及权力
十二伊玛目派相信，伊玛目继承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权力，最后一位伊玛目把他的权力授予穆智台希德，由这些穆智台希德代为管治十二伊玛目派的社群。由于社群里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自行决定和判断如何应用伊玛目的法律，因此一般穆斯林需要跟从穆智台希德的指导，以穆智台希德作为他们的参照和仿效对象[69]。穆智台希德获得授权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伊智提哈德）来裁定宗教法律事务[70]。
追随穆智台希德的穆斯林被称为穆盖利德（阿拉伯语：مُقَلِّد，罗马化：Muqallid）[69]。得到更多穆盖利德追随的穆智台希德有更重要的地位，一位获大批穆盖利德持续追随的穆智台希德就是大众的参照对象，亦即是马尔贾[71]。伊拉克什叶派精神领袖阿里·西斯塔尼称“所有无力应用伊智提哈德的人都要全心全意仿效穆智台希德，将之应用在自己的行为里，纠错自醒，这是宗教义务”[72]。通过曾经接触过马尔贾的可信之人转介，穆盖利德可以咨询、追随和仿效马尔贾，亦可参照马尔贾的法律著作，因此影响力大、深得穆盖利德相信其宗教权威的马尔贾是强权人物[3]。
宗教
马尔贾可颁布伊斯兰教令及阐释日常生活遇到的宗教问题，包括应用宗教法律的论述[73]。一般的法律学者颁布的伊斯兰教令是无约束力的法律意见，但马尔贾颁布的教令对效忠于他的追随者而言有约束力[74]。穆斯林可以就困扰他们的任何问题书面向马尔贾提问，马尔贾根据《古兰经》、圣训等法律根基作出解答，并通常写成教令表明什叶派的立场[75]。一些马尔贾甚至编集了他们的教令及问答集在网上发布，让更多的受众查阅[76]。在烟草抗议期间，设拉子身为备受认可的马尔贾，颁布了教令，称“只要烟草的销售掌握在异教徒的手里”，便应禁止抽烟。全国各地皆有民众打破他们的水烟壶，甚至宫中的妇女都不再抽烟，最终令沙阿撤回专营权[77]。
马尔贾亦可收取宗教税（天课及胡姆斯），并把相关税款用于慈善机构、神学院及他的学生，亦用于宣教、帮助孤儿及有需要的赛义德（哈桑和侯塞因的后裔）旅行者[78][79]。原本胡姆斯（按什叶派穆斯林年度收入的五分之一收取）是支付给当地的教士，但当马尔贾出现后就集中在马尔贾手里[80]。马尔贾在各地有他们的代表，负责收取和运用这些税款，例如贾拉鲁丁·拉克马特和艾哈迈德·巴拉格巴就是哈梅内伊在印尼的代表[79]。
由马尔贾领导的什叶派教士得以支配大量资金，宣扬什叶派信仰。据报安萨里的年收入相当于9000英镑，继承他成为马尔贾的设拉子亦收到同等数额的资金和捐献[81][82]。布鲁杰迪则把登记和收取宗教税的流程现代化，使库姆神学院在1970年代后期更有能力组织教士抗议政权[83]。霍梅尼按照“法基赫的监护”学说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虽然他声称先知的权力委托予法基赫，因此在伊玛目隐遁期间，税款应缴纳给他，但他在随后指示称“不要改变人民与教士的关系，宗教税及其缴付方式应保持不变：马尔贾一直都按照缓急轻重把它们用于霍扎及宗教相关事宜”，他又自愿把自己以前收取的宗教资金转移给霍扎[84]。
政治
在波斯萨非王朝建立后，尽管有一些什叶派教士积极参政，但教士阶级大抵上都不关心政治，这意味着他们与统治阶层不会相左。什叶派的政治静默表明，对于他们而言，“政治的最大价值是安全保障，而非社会公义，因为他们需要有很强的能力才能管治和维持法律秩序，维持他们在宗教上的虔诚形象更容易”。不过，什叶派神学认为隐遁伊玛目的权威由教士承传，独享理解和解释伊斯兰教法的资格，形成“世俗政权掌握实权，威信则托付给法学家”的现象[85]。
到了巴列维王朝，礼萨汗试图限制教士一直享有的特权。马尔贾海里计算过挑战国家的风险，决定采取静默。布鲁杰迪也依从海里的务实作风，不卷入政治纷争[86]。当发现法律明显与宗教教条相左的时候，他仍会在教士的传统界线内发表他的见解，与波斯立宪革命后的大部分教士一样奉行不干预政治的立场。即使到礼萨汗在1941年被废黜及涉政成为宗教圈子里的热话之际，布鲁杰迪仍坚持这个立场[87]。
至于在伊拉克，那里的什叶派教士没有土地的控制权和高度的财政独立，因此伊拉克马尔贾并没有激化的诱因，但18至19世纪的事态发展再也无法阻止他们远离政治[88]。在1919年，伊拉克马尔贾米尔扎·塔基·设拉子开启了积极参与政治的作风。他在什叶派教士的支持下要求英国任命麦加谢里夫（圣城领袖）侯赛因·本·阿里的儿子阿里·本·侯赛因为伊拉克国王，因为由一位哈希姆家族成员出任挂名国王可使他听从什叶派教士的指引。他在1920年末颁布教令，在神学上合法化反叛英国的统治。设拉子的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英国转向支持伊拉克的逊尼派[89]。
可是，后来纳杰夫神学院的马尔贾胡维、戈尔佩加尼、哈桑·塔巴塔巴伊·库米都是秉持反政治化的静默派[90]。曾经有胡维的学生提问伊斯兰教及圣训是否允许教士出任国家元首、议员等政府官职，胡维回答说不[91]。在库姆的霍梅尼起初也与他的老师布鲁杰迪一样远离政治，但他在1942年著有《揭秘》一书阐述了他的政治意识形态，认为国家应按照伊斯兰教法来管治，又设想由教士建立的一个议会来监察伊斯兰教法的执行[92]。
在布鲁杰迪逝世后，霍梅尼开始评论时政[93]。他提出的“法基赫的监护”学说把马尔贾的权力扩张到政治领域[94]。在1970年后，霍梅尼越来越频繁地批评纳杰夫的什叶派宗教领导人对政治冷感，多次以斥责、恳求的口吻呼吁纳杰夫的学者采取反对沙阿的行动。在1971年10月31日，霍梅尼发表讲话谴责沙阿计划筹办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庆典，他在讲话的开首提到法学家有义务向政府提出建议、批评弊政、引起人们对时弊的关注[95]。
在革命后，“法基赫的监护”得以体现在宪法上。作为伊斯兰教法最出色的专家，他们要捍卫国家的伊斯兰教特色。根据宪法的第5及第107条，最大的宪政权力掌握在这些“最高领袖”的法学家手上[96]。霍梅尼得以委任司法系统几乎所有高官，几乎完全掌控军队及有权宣战，又可批核最高领袖的候选人和解任总统，以及选拔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97]。在1989年，霍梅尼支持修改宪法，把马尔贾的政治领导角色剥离出来，因为这被视为门槛极高以致无法实现[98]。于是马尔贾与最高领袖不再合二为一，最高领袖必须是马尔贾的条件被移除[99]。
穆斯林的选择
穆盖利德选择仿效对象是绝对自主[100]。在多于一位马尔贾或有一位最高马尔贾的情况下，穆盖利德也可以选择追随某位特定的马尔贾，这位马尔贾不一定是最高马尔贾，他们不必担心这样做会受到任何人的指责[7]。早在马尔贾制仍未成形的时候，什叶派学者谢里夫·穆尔塔扎就提到如果穆斯林所在的地方有多于一位穆夫提（解释伊斯兰教法的学者），他们可以选择跟随哪一位。另一位学者穆哈格奇·希利亦认为如果有多于一位穆夫提，而他们在学识和义举上旗鼓相当，穆斯林可以按喜好选择。如果一位穆夫提的学识更卓越，而另一位则更虔诚，那么穆斯林就必须受到前者的教令约束，因为教令是据他们的学识而来，而非虔诚态度[101]。
穆盖利德的选择往往参考了马尔贾的著作，个人喜好和家庭传统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102]。乌苏勒派的教义禁止穆斯林追随已去世的马尔贾，当一位马尔贾逝世后，他的裁决会作为什叶派的见解流传下去，但他的追随者不能再仿效他，因此在世的马尔贾通常会提拔他的学生作为他的继承人，使穆盖利德在他去世后转而追随其继承人，例如胡维与西斯塔尼就是这样[103][104]。不过，西斯塔尼却指只要学识上没有人超过已去世的马尔贾，那么穆斯林就可以仍旧追随已去世的马尔贾[105]。
由于每位马尔贾就每个议题上的见解都各不相同，穆斯林应只追随一位马尔贾，以免他们可以在不同的议题上选择依从另一位马尔贾的意见[106]。可是，实际上穆斯林会视乎马尔贾的见解而作出选择，有什叶派穆斯林表示只追随一位马尔贾会受到很大的制肘，选择不同的仿效泉源以满足日常所需是最好的做法[107][108]。尽管严格上来说，马尔贾的见解对穆盖利德有约束力，但实际上穆盖利德却相当随意地评论、批评甚至无视他们所选的马尔贾提出的见解，有时候马尔贾的见解是为了迎合穆盖利德的需要，甚至在某程度上可以说是由穆盖利德决定[109]。
注脚
- ^ Claessen（2010年），第168页
- ^ Wells（2005年），第179页
- ^ 3.0 3.1 Çakmak（2017年），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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