贌社（荷兰语：ť Verpachten van Dorpen，或Pacht der Formosaense dorpen）系贌之一种，为台湾荷兰统治时期1644年开始实行的村社承包制度，将辖下原住民村社的交易权公开招标，商人得标后即可独占村社的所有交易。“贌（pak）”应为pacht的台语音译。得标的承包商以衣料、盐、铁锅及各种杂物，和原住民交易鹿皮、鹿肉，再转卖鹿制品以赚取利润^[1]。此制度至台湾清治时期仍延续实施，不过取消了竞标，改采社饷的方式对原住民征税，由承包商至村社交易所得的部分利润，做为社饷缴纳给官府。直到1737年乾隆帝进行税制改革，此一制度才逐渐消失。

缘由

贌社起源之滥觞，在于荷兰人为管制汉人、原住民之间的捕鹿交易。因为出口鹿皮、鹿肉获利很高，荷兰人便意图独占市场，规定鹿制品只能出售给荷兰人，又开放汉人前往原住民的猎场捕鹿^[2]。荷兰人垄断市场的措施，引起一些旧有势力的不满，这群人大多都是定居于原住民村落，从事鹿制品交易的汉人。这些汉人为了对抗新来汉人的竞争，以及荷兰人的垄断，便煽动原住民反抗^[2]。

事件平息之后，荷兰人调整管理汉人的政策。若要进入原住民村落进行交易，必须购买交易许可证，也限制汉人定居于原住民村落的范围。只是荷兰人仍要于各地缉捕非法居留的汉人，反而增加行政成本，也没带来多大的获利，让荷兰人决意另谋他法^[3]。

政策演变

荷兰时期

1644年，荷兰人改变原有交易许可证制度，将村落交易的承包权公开标售。贌社招标的地点大多都在大员街的公司庭园^[4]，采荷兰式竞标，亦即先从某一价格喊起，若没人愿意下标，则减价之后再喊价^[5]，标金与村社的鹿群数目息息相关，村社鹿群越多标金越高^[6]。贌社的承包期限为一年，得标者需立即支付标价的半数，尾款于到期前支付。得标者付完头期款后，会获得一面刻有标得村落名称的银牌，用以识别为获准交易的商人^[3]。如果原住民查获有商人未持有银牌，将可由村落决定要自行监禁，还是押送给荷兰人换取奖赏^[7]。得标者还需两位担保人，以免无法支付尾款，造成呆账。最初汉人、荷兰人都来竞标，但1652年起，公司不许官员竞标或担保，尔后遂由汉人垄断竞标^[8]。

承包商为了垄断交易，会尽全力把其它汉人赶出村社，这点让荷兰人轻易达成管制汉人的目标，每年的标金也可创造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因承包商垄断交易，便可漫天要价出售商品，而原住民被迫以低价出售鹿制品，因此抱怨物价暴涨^[9]。为纾解原住民的不满，荷兰人于1648年起，每礼拜五在赤崁举办市集，让大员周边的原住民可以自行订价交易，1650年再扩大适用范围，让原住民可以跟任何一位村落的承包商交易，而承包商只能待在标得的村落^[8]。后来也于1655年起停止增设贌社区，如淡水河流域、宜兰平原、东台湾的村落都未实施贌社，其他本来已实施贌社的村落则照旧^[10]。

郑清时期

1662年郑成功击败荷兰人后，根据双方签订的条约，荷兰人必须把贌社承包商的名册，抄录给郑方，作为办理贌社的依据^[11]。郑氏王朝的贌社制大致上承至荷兰人，不过招标日期延后至6月(农历五月)^[4]，除了以农耕闻名凤山八社从竞标改按丁口输米纳税，其余各社仍采竞标，标金则按季缴纳^[12]。

到了清治时期，1685年季麒光上任诸罗县令，奉命拟定新税制。季麒光一律取消竞标，各社标价变成固定金额，并改为对原住民村社征税，称为社饷，由承包商至村社交易时，将部分利润上缴官府做为社饷。社饷金额系从郑氏末年各社的标价减价而来，除了最偏远的竹堑社减价40%，其余各社皆为减价30%^[12]，往后各社税金的数目皆不改变。此时贌社的性质也起了变化，在荷兰人系向标售承包权系作为收益，满清官员改以征收社饷，宣示领有原住民村社。只是承包商透过买卖赚取差额、原住民以物资换取生活用品，这种原有的交易意涵并未改变^[1]。然而各社大小、人口数与鹿产量不同，社饷定额制使得生活条件改变的原住民村社负担益发沉重。1737年，乾隆帝认为原住民课税负担高于汉人（虽然平均值显示汉人税负仍较原住民高，但加上劳役，的确可能有部分村社的原住民负担高于汉人），下令废除社饷、改征丁银，税额与汉人相同，一丁课征2钱，贌社才宣告结束^[13]。

影响

未实施贌社之前，收购鹿制品的商人会彼此竞争，原住民便可把鹿制品卖给出价最高者。实施贌社后，独占权让商人可以漫天要价，原住民因而生活日趋困苦。贌金虽是对承包商课征交易税，税额实际上是原住民与承包商共同负担，从荷治时期到郑氏时期，因为贌社采竞标，即便鹿产减少标金也会跟着下降，课税负担与所得之比率，大约可维持一定。到了清治时期，大批汉人来台开垦，鹿群减少更严重，而社饷金额未跟着调整，造成原住民课税负担越来越沉重^[14]，加上承包商为获取利润而进行的剥削，让原住民面临“鸡、犬、牛、豕、布缕、麻菽悉为社商所有”的惨况^[15]。

当时承包商主要负责出资，并不住在村社，大多委托通晓原住民语言的通事办理贌社。通事不仅负责翻译语言，也随着掌管其他村社的事务，例如发给饷食、差役、租税，后来便取代承包商的地位，甚至村社内的原住民土官也要任由通事差遣。《台海使槎录》就曾记载通事对原住民所做的恶行，例如侵占财物、奴役儿童、强娶妇女等。因此清治时期多次爆发原住民起事，大多与通事滥权有关，吞霄社事件即为一例^[16]。

虽然贌社系以社为单位进行招标，实际上招标单位并不限于单一自然村，其实有不少是数个村社，因具有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社群，例如崩山八社、南崁四社等，后来这些社群也成为泛地域的称呼，进一步影响后世对原住民群体的认知^[17]。到了二十世纪，学者进行民族学研究时，便认为依贌社单位所划分的社群，与当时的族群分类有许多符合之处，例如就有学者认为《台海使槎录》〈番俗六考〉提到的“诸罗番”九及十，与道卡斯族、凯达格兰族完全相合；甚至有人认为“诸罗番”直接对等于今日所称的平埔族^[18]。

然而依相近地缘而划分的社群，是否能直接对应到今日的族群，仍是个疑问。例如清代所谓的南崁四社，即是有坑仔社、霄里社、龟仑社附南崁社纳饷的记录，南崁四社遂成为历史悠久的地域名词。然而日本语言学者土田滋却指出，南崁社的语言可归类为凯达格兰族；龟仑、坑仔、霄里三社的语言，却较接近赛夏语。因此南崁四社虽是征税单位的集体称呼，但并不具有单一族群的意义^[18]。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