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织造衙门
杭州织造衙门[1]:84[2]:109是清朝中央政府在浙江省杭州府（今浙江省杭州市）设置、服务于清朝皇室，织造御用和官用缎匹及采买御用物品的衙署。
杭州织造与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统称为江南三织造[3]:70[4]:42[5]:53。“按定制，江南三织造都是内务府下属的业务部门”[4]:42。主官多出于内务府，即是杭州织造，职衔为郎中，或主事[3]:70[1]:85。
历史
[编辑]明廷沿袭元朝制度，设立各类机构，官营织造业务。清廷攻占江南后，沿袭明朝制度，设立江南三织造。顺治三年（1646年），工部右侍郎陈有明督理苏、杭等织造。在明代杭州织染局旧址涌金门内太平坊重建杭州织造局。织造局即是经营管理生产的官局作场。当时织造局有东府、西府、总织局三处。杭州织造衙门则是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1]:84。
顺治初年，江南三织造钱粮事物归户部管理，顺治八年（1651年），归工部管理。康熙三年（1664年），又归户部管理[5]:53。顺治朝，在织造官员任免方面曾规定应一年或三年更换。而康熙帝更改了此项规定，以包衣出身的亲信李煦、曹寅、孙文成出任织造。其中，苏州织造李煦除了本职以外还兼有监视本地官员、通过密折向康熙帝汇报当地政治动向的秘密使命。杭州织造孙文成被认为是李煦、曹寅的附庸。故他“碌碌守官，其所上密奏甚少，也缺乏有分量的内容，备员而已。”[4]:43—44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杭州织造孙文成捐资修葺织造局东府，预备为康熙帝南巡驻跸之所。“府之外，复有织染、总织、西府三局”。此时，杭州织造局下设四局：“曰内造织局，曰外造织局，曰纺局，曰染局”。内造织局即是织造署、杭州织造衙门，称东府、红门局。染局、纺局、外造织局即织造工场。染局称西府局，在涌金门；纺局、外造织局在回回新桥东[1]:84。
雍正帝执政后完善了密折制度，在此背景下，江南三织造的政治功能萎缩，回归本职[4]:45。《大清会典》记载江南三织造分工为：“凡大红蟒缎、大红缎、片金、折缨等项，派江宁织造承办。仿丝绫、杭绸等项，杭州织造承办。毛青布等项，每年需用三万疋内，苏州织造承办，需用至四五万匹，则分江宁等处织办。”[3]:70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平定准噶尔。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经军机处议奏，内地与新疆“哈萨克贸易需用八色缎五千匹，交三处织造”办解。其中，杭州织造衙门承担两千六百六十六匹。后，内地与新疆之间丝绸贸易中的大部分缎匹，由杭州等织造衙门备办、运送。织造衙门所需工料银两由藩库银内动支，办差银两由附近榷关盈余银内额支。乾隆三十年后，这种官办的丝绸贸易更为规范化、制度化，贸易额逐年增长[2]:109—110。
乾隆十六年（1751年），杭州织造衙门所在改为乾隆帝南巡行宫。新址在南关厂前，即“在芝松二图，宗阳宫之东北，旧为巡盐察院署。”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专设两浙盐政兼管织造。织造衙门即为盐院署。嘉庆五年（1800年），盐院归巡抚兼任，杭州织造为专职[1]:84—85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城。外造织局、纺局毁于战火。内织造局、染局尚存。同治三年（1864年），杭州织造鹤昶上奏“将已毁的外造织局并入染局”，并对两局进行修建。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建杭州织造衙门四百余间房，修缮司库、库使、笔帖式的办公场所。光绪四年（1878年），重新修缮杭州织造衙门[1]:85。
宣统三年（1911年）11月5日，辛亥浙江起义成功。杭州织造联荣被逮捕，杭州织造衙门自然解体[1]:85。
职官
[编辑]主官
[编辑]顺治二年（1645年）时，杭州织造的主官是太监卢九德。次年三月，“罢织造太监”。自陈有明开始，以工部派员督任。康熙二年（1663年），杭州织造官员归属内务府管理，成为其下属部门[1]:85。
自康熙朝起，江南三织造的衙门主官称织造[1]:85[4]:42、织造监督[2]:108。江南三织造于内务府郎中、员外郎中选派，带原官衔，故又称织造府郎中。品秩一般为正五品或从五品。因系钦差，地位特殊。在康熙朝，可与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同班。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帝以谕令斥责织造僭越，“织造本非大员，而在外体统，任意僭越。至于司库、笔帖式官职尤卑，乃以钦差为名妄自尊大，与督抚拜帖称呼，俱用平行礼。”[1]:85
乾隆六年（1741年），规定：“织造系钦差之员，与地方官虽无统属，论其体制，不特地方交涉事件各官不得牵制，即平时往来文移，亦不容以藐视。今详加酌议：凡钦差官员，俱论衙门体制，嗣后织造与抚相见，仍照先前举行宾主礼，文移俱用咨。与道运司相见，俱平行。府厅州县见织造，仍于大门外下轿，马由角门进，将此载入则例，行文督抚并各织造一体遵行。”[1]:85
属官
[编辑]织造主官之下的官员，由内务府司员人选充。设司库一人，笔帖式二人，库使二人[2]:108，会计司郎中三人，员外郎六人，主事一人，管理内府帑笔帖式二十六人[5]:53。
注释
[编辑]-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樊孝林. 《从绿地寸蟒妆花缎看清代杭州织造》.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山东省济南市: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21, (2021年01期): 82—86 [2023-06-08]. ISSN 1674-2281. doi:10.3969/j.issn.1671-606X.2021.01.017 （简体中文）.
- ^ 2.0 2.1 2.2 2.3 林永匡、王熹. 《杭州织造与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现名：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浙江省杭州市: 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 1986, (1986年第2期): 108—115，130 [2023-06-08]. ISSN 1000-208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04） （简体中文）.
- ^ 3.0 3.1 3.2 郭琪. 《身兼数职的江南三织造》. 中国档案 (北京市: 中国档案杂志社). 2014, (2014年第12期): 70—71 [2023-06-08]. ISSN 1007-5054 （简体中文）.
- ^ 4.0 4.1 4.2 4.3 4.4 韦庆远. 《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 史学集刊 (吉林省长春市: 吉林大学). 1992, (1992年第3期): 42—50 [2023-06-08]. ISSN 0559-809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8） （简体中文）.
- ^ 5.0 5.1 5.2 刘盛. 《康熙中晚期的江南三织造》. 史学集刊 (吉林省长春市: 吉林大学). 1991, (1991年第4期): 53—58 [2023-06-09]. ISSN 0559-809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6-09）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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