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印欧语重音
原始印欧重音指称原始印欧语的重音系统。
描述
重构的原始印欧语(PIE)有音高重音系统，通常被描述为有着自由的音调重音。这意味着在一个词中最多有一个音节可以用高度(而非强度)区别出来，并且重音(高调)不能被音位规则预测出来。
PIE 重音可以移动，这意味着它可以在遍及屈折范例而改变位置。这种事态可见于吠陀梵语和古希腊语中，比如在 athematic 名词变格中，比较:
- PIE 主格单数 *pṓds“foot, step” > 梵语 pā́t, 古希腊语 πούς
- PIE 属格单数 *pedés > 梵语 padás, 古希腊语 ποδός
- PIE 宾格单数 *pódm̥ > 梵语 pā́dam, 古希腊语 πόδᾰ
—或者 athematic 动词的变位(比较梵语词根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 émi，和第一人称复数 imás)。其他情况，重音被放置在遍及变形的相同音节中，并依据这个位置把名词分为在第一个音节中重音的 barytone 和在最后一个音节上重音的 oxytone。比较:
- PIE barytone *wĺ̥kʷos“wolf”> 梵语主格单数 vṛ́kas, 属格单数 vṛ́kasya, 主格复数 vṛ́kās
- PIE oxytone *suHnús“son”> 梵语主格单数 sūnús, 属格单数 sūnós, 主格复数 sūnávas
PIE 重音还是自由的，这意味着它可以在一个词的任意音节中，这忠实的反映在吠陀梵语重音中(后来的古典梵语有可预测的重音)。比较:
- PIE *bʰéromh₁nos“carried”> 吠陀梵语 bháramāṇas
- PIE *dʰoréyeti“holds”> 吠陀梵语 dhāráyati
- PIE *nemesyéti“worships”> 吠陀梵语 namasyáti
- PIE *h₁rudʰrós“red”> 吠陀梵语 rudhirás
你可以看出来，重构的 PIE 重音位置基本完好的反映在吠陀梵语中。依据 PIE 重音的反映，印欧语言被分为保留自由(要么直接要么间接)重音的，和有固定(或受限)重音的两类。自由重音保留在吠陀梵语(某些人认可的现代印度-伊朗语中的普什图语)、古希腊语、日耳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和安纳托利亚语中。
反映
传统上认为，吠陀重音是对最初 PIE 重音位置的最古老的忠实的反映。阿维斯陀语手稿没有写下重音，但是我们间接的知道在某个时期自由的 PIE 被保留在其中(比如阿维斯陀语 *r 在清塞音之前和在重音之后去浊化产生 -hr-，如果重音不在前面音节上，则 *r 不去浊化[1])。
古希腊语也保留着自由 PIE 重音，但是带有重音被定位于直到距词尾的倒数第三(antepenultimate)音节，如果最后一个音节长则在倒数第二(penultimate)音节上的限制。如同在吠陀梵语中，在特定名词变格范例中重音可以移动。希腊语动词的重音对重构 PIE 重音完全没有价值，它遵守位于从词尾到倒数第三音节限制中近可能左的位置上的简单规则。
原始日耳曼语最初保留了 PIE 自由重音，尽管在其最后阶段被推广并固定在词的最后音节中。PIE 重音在维尔纳定律在日耳曼语上的运作中留下了踪迹。此外，在日耳曼语、意大利语和凯尔特语中，都显示了在历史时期上有受限重音，古老自由 PIE 重音的踪迹可以通过某些语音发展、某些元音的缩短(也就是喉音的消失)等看出来。
安纳托利亚语族通过加长古老重音音节间接的显示了古老 PIE 重音的踪迹。比较:
- PIE *dóru“tree; wood”> 赫梯语，卢维语 tāru
- PIE *wódr̥-“water”> 赫梯语 wātar，而 PIE *wedṓr“waters” (集体词) > 赫梯语 widār
波罗的-斯拉夫语族也保留了自由 PIE 重音。对于原始-波罗的-斯拉夫语重音的重构，最重要的证据来自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传统上立陶宛语被认为更有关系，但是它的角色正在快速的被拉脱维亚语取代[2])，某些斯拉夫语，特别是西南斯拉夫语和它们的古代方言。在(动词和名词二者)变形范例中的重音交替也保留在了波罗的-斯拉夫语中。一般认为波罗的-斯拉夫语已经革新了重音系统，现代某些研究者，让波罗的-斯拉夫语扮演重构 PIE 重音的关键角色(见后)。
不加重音的词
某些 PIE 词法范畴可以是不加重音的(附着词素)。主要有小品词(PIE *-kʷe“and” > 吠陀梵语 -ca, 拉丁语 -que)和某些形式的代词(PIE *moy“to me”> 吠陀梵语 me)。
吠陀梵语证据还指示在某些位置上原始印欧动词可以在某些句法条件下不加重音，比如在主子句的有限位置上(但是不在句子初始处，这里的动词将加重音不管它们在从子句中已经加了重音)。对于呼格同样有效，它可以被去重音除非它们出现在句子开始处。
解释
依据传统学说，PIE 重音系统重构为: PIE thematic 名词性词和 thematic 动词词干都有固定重音(就是说遍及范例在相同的音节上)，这被所有证实了后代语言所继承。尽管关于 thematic 简单现在时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某些 athematic 名词性词和动词词干也展示了固定重音(主要在词根上)，但是多数都有交替的移动重音，并展现了一些特征性模式；在所有这些模式中，表面重音在一组变形形式中在左边(名词性词的主格，动词的主动单数)，而在馀下的形式中都在右边。可以说在 PIE 尾缀和词干中都可以有或没有底层重音，而最左的底层重音表面化了，并且没有底层重音的词缺省加重音于最左音节上，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定出来判定 PIE 重音位置的音位规则。
现代理论
传统上 PIE 重音通过吠陀梵语、古希腊语和日耳曼语的比较而直接重构；比如 PIE *ph₂tḗr“father”来自梵语 pitā́, 古希腊语 πατήρ, 哥德语 fadar。在重音位置可以匹配于这些语言中的时候，重构的重音被认为是“纯 PIE”的。吠陀梵语是其中最古老的，而吠陀梵语的证据被用来解决所有有潜在问题的个案。
但是弗拉迪斯拉夫·马尔科维奇·伊利希-斯维蒂奇在1963年已经证明了波罗的-斯拉夫重音不匹配在吠陀梵语和古希腊语基础上重构的假定 PIE 重音 — 希腊语-吠陀梵语的 barytone 对应于波罗的-斯拉夫语的固定范例，而希腊语-吠陀梵语的 oxytone 对应于波罗的-斯拉夫语的移动范例。[3]。此外，在所有吠陀梵语和古希腊语同源的词源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重音根本不匹配[3]；比如
- PIE *h₂eǵros“field”> 古希腊语 ἀγρός : 吠陀梵语 ájras
- PIE *sweḱuros“father-in-law”> 古希腊语 ἑκυρός : 吠陀梵语 śváśuras
- PIE *kʷoteros“which”> 古希腊语 πότερος : 吠陀梵语 katarás
最近俄国语言学家 Vladimir Dybo 和 Sergej Nikolayev 把 PIE 重音系统重构为有两个音调的系统: + 和 − (可能是高调和低调)[4]。原始印欧语将不像通常重构的那样是或多或少保留在吠陀梵语中的自由重音系统，反而所有词素将有固有的高调或低调(就是说显性或隐性的，因为不可能确知这些特征在语音上如何实际显现)，而重音位置将在后来的各种后代语言中以各种方式(依赖于(+)和(−)词素的组合)来确定，进而吠陀梵语当然也不是最古老的语言了。很多在 PIE 语言间的一致对应，和在个别后代语言中依赖于 PIE 音调的特定现象，应当可以确认这种解释。[5]
Dybo 列出了重构 PIE 重音的传统方法的一些缺陷[6]。错误的相信在 PIE 重音和事实上根本不能实际上解释 PIE 重音位置的元音变换之间的直接联系。通常认为零等级应当是不加重音的，但是这可能对依据传统重构的 PIE 无效(例如 *wĺ̥kʷos“wolf”, *septḿ̥“seven”等)。进一步的，Dybo 断言没有把特定词分类入特定重音类型的任何音位上、语义上或构词上的理由，就是说，传统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吠陀梵语 vṛ́kas“wolf”是 barytone 而吠陀梵语 devás“deity”是 oxytone。依据 Dybo，这种分歧只能通过假定在 PIE 中有词法音调来解释。
参见
注释
- ^ Compare e.g. Avestan vəhrka- wolf with devoicing, as opposed to Vedic vṛ́kas, Ancient Greek λύκος, but mərəta- dead without devoicing, as opposed to Vedic mṛtás, Ancient Greek βροτός
- ^ Kapović 2008:271
- ^ 3.0 3.1 Kapović 2008:272
- ^ cf. Dybo, Nikolajev & Starostin:1978, Nikolaev:1989, Dybo 2007:47-50
- ^ For example, the problem of secondary reflexes in Italo-Celtic of PIE *R̥H of an, ar, al (there are no examples for *am) beside the usual mā, nā, rā, lā that are usually r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Dybo, such dual reflexes are based on the old opposition of two PIE tones; the reflexes of type Rā match the Balto-Slavic fixed accent paradigm, whereas the reflexes of type aR match the Balto-Slavic mobile accent paradigm.
- ^ Cited after Kapović 2008:272
参考文献
- Ranko Matasović. Poredbenopovijesna gramatika hrvatskoga jezika. Zagreb: Matica hrvatska. 2008. ISBN 978-953-150-840-7 （克罗地亚语）.
- Donald A. Ringe. From Proto-Indo-European to Proto-German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199284139.
- Kapović, Mate. Uvod u indoeuropsku lingvistiku. Zagreb: Matica hrvatska. 2008. ISBN 978-953-150-847-6 （克罗地亚语）.
- S. Starostin, V. Dybo and S. Nikolaev. A tonological hypothesis on the origin of paradigmatic accent systems. Estonian papers in phonetics (Tallinnn). 1978: 16–20.
- Sergei Nikolaev. The Balto-Slavic Accentuation System and its Indo-European Origins. (PDF). Historical Accentology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scow: Nauka). 1989: pp. 46–109 [2009-03-16].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2-03-20） （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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