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全称公车孝廉连署上书，指康有为于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率同梁启超等公车孝廉^{[注 1][1]}联名向北京的光绪皇帝上书，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举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如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考证许多文献表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公车孝廉连署上书”，事实上，原先只有八十个举人参加连署。而当时仅仅一名广东举人陈景华的上书都有两百八十人的连署，远胜康有为。其实当时也有真正成功的上书，实由当时的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2]

背景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参加完乙未科会试的各省举人云集北京，等待发榜。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万万两的突然消息传至，群情激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廿九日(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内地十八省与奉天三省（中国东北）举人接连响应，共一千二百多举人在松筠庵连署，包括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纷纷在万言书签名。四月初十(5月2日)，以康、梁率领六百零三名举人，依汉代孝廉惯例，乘着公家车辆，首尾相连五里，并与数千北京官民集于“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光绪帝。

上书内容

“公车上书”中，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梁启超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宜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结果及影响

朝廷恐防人心汹涌澎湃，局势有变，提前于四月初八批准和约，都察院以皇帝已用玉玺批准和约为由，拒受上书。

虽然，上书被清朝官方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激励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思考中国如何救亡图存于欧、日列强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争议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光绪的御座；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联名上书”。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康有为在进行政治宣传以及回忆的时候（最明显如其《康南海自订年谱》）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事实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现象^[3]。

如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根据许多文献认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公车上书实则是由当时的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另有研究者认为，当时清政府内部已经趋于求变，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荣禄，也曾对变法做过努力。公车上书的时候，十八行省“公车”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有为组织的签名运动，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人的联署。而仅仅是另一人陈景华就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2]

参见

• 康有为
• 强学会
• 戊戌变法

注解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上清帝第二书

• 康有为公车上书
•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二）》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公车上书”真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有关公车上书的学术研究与争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