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军阀割据的十年。清朝于1912年结束后俄罗斯、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等列强各自开始积极扶植自己的势力。位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名义上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外交承认，随后由北京的北洋政府所取代。中国同盟会、国民党及其后续组织中华革命党等则继续谋求二次革命试图推翻北洋政府。

概括

辛亥革命创建共和，象征中国走上“现代”，标志中国古老文明政治秩序解体；帝制在一般中国人心目中成为一种逆现代化潮流之反动现象，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是辛亥革命最大成就^[1]:18。清廷在其统治最后十年间是一个积极推行改革之政府，重大制度变革带来期望，利益重新分配，问题是改革者未能预期、超过自己能力所能解决，令改革者进退两难^[1]:18。20世纪初，共和、立宪呼声高唱，清政府尽力挣扎求存，终至覆亡^[1]:18。辛亥革命后，受反满和革命观点影响，人们认为改革是保守、不彻底，革命比改革先进；后来人们厌倦革命，认为要告别革命，又否定革命在历史上之积极作用；其实，普遍是以改革来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革命则是特殊形式，并不存在改革与革命之价值孰优孰劣^[1]:19。

一般历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军阀之父”：㈠袁世凯统领北洋军，北洋军是军阀部队前身；㈡袁世凯当总统时故意将北洋军人势力扩展至中国中南部；㈢袁世凯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形成“政治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袁世凯在1914年把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只管军事，另设巡按使掌民政，牵制地方军人力量；袁世凯死后出现军阀割据，两者关系重大，但绝非他个人希望^[1]:21-22。“军阀”是指拥有私人军队，企图或实际控制地盘、一心为己利益之将领^[1]:22。军阀割据与晚清地方势力抬头有相同：代表离心力量，使权力分散甚至地方分离；也有不同：㈠军阀出身复杂，有军校、农兵、土匪等，晚清地方领袖出身儒家科举，㈡军阀税收自留、官吏自行任命，晚清地方领袖效忠中央，㈢军阀互相争斗，晩清地方领袖听命中央^[1]:22-23。

政事

1911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内阁大臣13人，满8、汉4、蒙1，民政、财政、军事等重要职位，都在皇族^[2]:13。内阁有5人是皇亲国戚^[1]:18。

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是四川、广东、湖北、湖南省人经多次力争，从列强收回自办，有商股、民股，清政府准备低价收购为国有^[2]:35。由于许多立宪派绅商在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投资铁路，而清政府却于1911年5月宣告将铁路国有化，直接打击投资者经济利益，使立宪派不满^[1]:18。四省人民组成保路同志会，宣告“路存与存，路亡与亡”，掀起保路运动^[2]:35。保路风潮一起，革命党推翻满清，立宪派几乎都投入^[2]:13。立宪派散布“文明争路”理论，派代表上北京，申请各省京官支援，抬出光绪神牌，写上“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焚香祷告，要求借款修路事交予资政院咨议局解决；清政府把请愿代表递解回籍，声援官员革职惩处，命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带兵入四川镇压，四川总督赵尔丰相机剿办；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传“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扩大保路风潮；赵尔丰枪毙示威者32人，是为成都惨案；朱之洪与会党在新津起义，四川人迅速投向革命^[2]:35。

1911年12月，14个省咨议局宣布独立，孤立清政府；1912年12月清帝退位，一半由于地方独立，一半由于袁世凯中央政变^[1]:18。

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举行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非常投入“民主共和”，国民党得胜；民初《选举法》建基于1909年第一届咨议局选举法，选民资格：满21岁之男子、在选区内住满2年以上、有不动产500元以上、小学毕业（1909年为25岁男子、在选区内住满10年以上，有不动产5,000元以上，中学毕业）^[1]:19。选举中宋教仁组织国民党，而袁世凯则组织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三党其后合并为进步党）；袁于晚清时曾对中国军事现代化贡献卓越，但不信“民主”，认为要有点权威，“共和”会有混乱；袁称：“我这个总统，总也总不得，统也统不得”；又说：“宪法只会限制我，没有一点是帮我的。”^[1]:20袁急于抓权，采取恐吓和贿赂阻止国民党胜出，但国民党还是胜选：在众议院596席赢得269席，在参议院274席赢得123席；众议院依照各省人口比例，每80万人选1人；参议院依照各省省议会，每省议会选出10人^[1]:20。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前往北京领导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有证据显示是袁世凯指使；1913年4月，袁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银行团签署2,500万英镑“善后大借款”，答允47年内还本利共6,785万英镑，未经国会批准^[1]:20。

袁世凯于1913年11月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解散国会、1914年2月解散省议会及地方自治团体，议会政治完结，开始独裁统治；1914年3月至5月，袁世凯召开国民大会，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总统制为世袭^[1]:21。

1915年5月，袁世凯不理段祺瑞、冯国璋、梁启超等人反对，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许多人支持中央集权 ，反对对日妥协，袁世凯权力受到削弱，8月袁世凯开始推行帝制复辟运动^[1]:21。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反对帝制，各省相继宣布独立；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放弃“洪宪帝制”，于6月6日去世^[1]:21。

五四运动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办，1916年春停刊，创刊号刊出陈独秀〈敬告青年〉原则：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㈥科学的而非想像的^[1]:29-30。1916年9月复刊，改名《新青年》，宗旨为“改造青年的思想，辅导青年的修养”，提出人格、素质和价值观念更生，改造中国社会^[1]:30。北京大学新校长蔡元培订定大学教育目的是“探求学理、掌握科学知识、培育人才新风”，办大学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师生各自创办杂志，如陈独秀、胡适办《新青年》，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办《新潮》；刘师培、辜鸿铭办《国故》，得到严复、林纾支持^[1]:30。

1919年5月4日，北京数千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凡尔赛和会关于山东问题之决议，32人被捕；5月6日，被捕学生获释，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其后被迫离任，政府派亲北洋官员担任新校长，引起抗争；5月18日，北京学生罢课、杯葛日货运动，并在《罢课宣言》中首次用学生领袖罗家伦命名“五四运动”，扩大到其他城市；5月26日，有人在文章中谈及“五四的精神”；6月3日至4日，政府逮捕千多名学生；6月5日至9日，上海工商界罢工、罢市，支援学生，运动扩大至各大城市；6月9日，北京亲日官员被迫辞职；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签巴黎和约，代表五四运动胜利；7月22日，中国学生会宣布停止罢课，蔡元培复职^[1]:28。

国民革命

1911年，谭人凤和居正调查联络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后，至上海联合宋教仁、陈其美，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于长江流域遍立分会^[2]:34-35。

黄花岗起义，赵声、黄兴等革命党人先后返回香港，积极准备起义工作；他们在香港组织统筹部，作为起义领导机构，由黄兴、赵声分别担任正、副部长，决定派人分别前往长江中下游各省联络，策动响应；会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广州，设立秘密机关达数十处；他们吸取以往一处机关遭受破坏，即牵累全局之沉痛教训，决定各秘密机关互相保密，直接与统筹部负责人单线联系；经过较长时间活动，在广州新军、防营、民军、警察中发动工作逐渐成熟^[3]:453。1911年，革命情绪高昂，风声愈易走漏；两广总督张鸣岐调派大军把守广州府各城门，严密防备水陆要道^[2]:29。4月8日，香港统筹部召开会议，制定起义周密计划，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从香港派“选锋”800人至广州，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正式起义^[3]:453。4月8日，革命志士温生才，暗杀李准不成^[2]:29，在广州咨议局门前击毙清将军孚崎，后被捕赴死^[3]:453。清政府接到保皇党人告密，获悉中国同盟会将要起义，严加防范^[3]:453。统筹部获悉广州部分新军将于5月初退伍，认为起义不宜再延^[3]:453。清军全城戒严，起义延到4月26日，又怕日本安南不及运来枪械，又延期一天^[2]:29。4月25日，黄兴赶到广州，主持起义；由于清方搜捕，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黄兴准备尚未就绪、联系未周密，临时决定于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晚起义，由十路进攻改为四路^[3]:453。黄兴亲自率领近200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其余三路均未能按时策应^[3]:453-454。张呜岐逃走^[2]:29。革命军照计划进攻水师府衙，苦战东辕门李准卫队，许多人阵亡，如方声洞“背负刄，胸中枪，血流遍体，力战而死”，徐国泰“被执时，警兵愤恨已极，随用刺刀将其刺伤十余处，仍骂不绝口，遂遇害”；广州人不顾安危，将阵亡者72人骸骨合葬于城郊黄花冈^[2]:33。黄兴隐居不出，赵声激愤而死；上海陈其美争取群众，组织商团，团员有5,000人以上；两湖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半年革命党增加由1千余人增至3千余人，多是新军士兵；陕西同盟会在渭北成立分会，与三秦哥老会、渭北刀客结盟^[2]:33。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爆发，由文学社与共进会领导；湖北全军除马队八标外，湖北新军1万5千人中有近7千余人参加革命；8月保路风潮，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与共进党领袖孙武组成统一指挥，定于10月6日起义^[2]:35。清廷派宪兵侦探陆军士兵行动，各营并设告密箱，每夜息灯号后，营兵不许彼此往来，外宾来访，准许伍长监听^[2]:35-36。起义日期延到10月16日；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弹，不慎爆发，统一指挥机关遭到破坏，刘复基等遇害，蒋翊武等逃出武昌，湖广总督瑞澂搜捕革命党人；10月10日晚，工程营在实力不集中下，熊秉坤冒死发难，猛扑楚望台，占领军械局，辎重营从城外斩关而入，会攻督署，炮队马队一齐响应，瑞澂与新军统制张彪先后弃城逃亡，革命军一夜占领武昌；黎元洪说：“就旧日陆战而论，兵丁各自为战，显无指挥亦各奋力突进，汉族同盟徒手助战，甚有妇孺馈送面包茶水入阵，此情此景，言之令人奋武，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甘作满奴隶，而残害同胞耶？”^[2]:36

“二次革命”，起因是1913年6月袁世凯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由于革命党孤立、缺乏资金，人民渴求和平、安稳，不久革命党便被镇压；9月，“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武昌、冯国璋到南京^[1]:20。

1914年，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1]:21。

外交

1911年，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向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五国银行借外债2亿元，经费作镇压革命；梁启超说：“吾辈何颜以对激烈党人乎？”^[2]:33

大事记

1913年

• 2月13日——抵达日本后，孙中山受到热情接待^[4]:253。

1916年

• 1月1日——袁世凯建元，以是年为洪宪元年，大典筹备处是日通告，即日起“所有奏咨暨一切公牍，只署洪宪元年某月某日”；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在昆明正式成立，云南取消将军行署、巡按使署，改为都督府，举唐继尧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都督；昆明民众举行拥护共和纪念大会；唐继尧、蔡锷、李烈钧联名发表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叛国称帝”等20大罪状，宣布要约5条：一、“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二、“改选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中华民国”，三、“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人更始”，四、“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交之效”，五、“采取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袁世凯将原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府内收发处改为“奏事处”，府内总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5]:717。
• 1月3日——袁世凯以凡书“洪宪元年”之对外文件均被退回，遂令对外仍暂用民国名义，对内则书“洪宪”，暂时不加“帝国”字样^[5]:718。
• 1月5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通电讨伐袁世凯，并告誓全民四事：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建立名实相副之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大势，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袁世凯颁令讨伐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着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师待命；驻日公使陆宗舆访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征询日本政府对袁世凯行帝制之意向^[5]:719。
• 2月7日——中华民国政治顾问莫理循会见袁世凯，劝其放弃帝制，3月21日莫理循呈递《关于放弃帝制的备忘录》^[5]:726。
• 2月12日——孙中山在东京与梁启超所派代表周善培及岑春煊商反袁事宜，旋又与周善培及岑之代表多次商谈；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到北京商出兵湖南^[5]:727。

1917年

• 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出版发行，载有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白话文体，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路。六曰，不用农。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5]:807
• 4月1日——黎元洪任命杨桂堂为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原任冯玉祥调京另候任用^[5]:827。
• 5月1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旋由段祺瑞率同阁员面请黎元洪核准，黎谓“一俟通过国会，即将命令盖章”^[5]:832。
• 6月1日——黎元洪令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共商国是^[5]:840。
• 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5]:850。
• 8月1日——冯国璋抵北京^[5]:866。
• 9月1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5]:873。
• 11月1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张群为大元帅府参军^[5]:891。
• 12月1日——冯国璋任命王士珍内阁各部总长^[5]:903。

1918年

• 2月2日——程璧光、伍廷芳、唐绍仪等人邀请孙中山、莫荣新开会于海珠，讨论改组军政府办法：一、改元帅名称为政务总裁，设总裁若干人；二、联合会议之职，权限于军事范围，隶属于合议政府之下^[5]:927。
• 6月1日——陆荣廷自广西贵县到南宁，是日通电就任军政府总裁^[5]:967。
• 11月1日——北京新国会开会，众议院讨论徐世昌对德宣战咨请同意案，因国务总理及外交总长不到会，宣告延会，参议院议决致电法、英、美各协约国国会祝贺欧战胜利^[5]:1015。

1919年

• 1月11日——北京钱能训内阁正式改组，徐世昌令准陆徵祥、钱能训、段芝贵、刘冠雄、朱深、傅增湘、田文烈、曹汝霖分别辞去外交、内务、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兼署财政各部总长职，特任钱能训、陆徵祥、龚心湛、靳云鹏、刘冠雄、朱深、傅增湘、田文烈、曹汝霖分别为内务、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总长，任命郭则沄为国务院秘书长，外交总长陆徵祥未到任以前，着由次长陈箓代理部务，财政总长龚心湛未到任以前，着次长李思浩暂行代理部务；徐世昌任张怀芝为参谋总长，吕调元为安徽省长，未到任前由李维源暂代；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军政府改名护法政府，并发表《中华民国国会第四次宣言》：两院联合会“议决修改军政府为护法政府案，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务、摄行大总统职务，以护法政府名义行之”，1月13日将此项决议正式宣布，按因军政府内各系军阀反对，此项决议未见诸实施，后仍沿用军政府名称^[5]:1042。
• 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北京政府代表陆徵祥、王正廷出席，并向大会提交取消外人在华特殊利益及废除“二十一条”^[5]:1045。
• 1月19日——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电北京政府，借口“结束湘事”，请速将吴佩孚所部调离湖南^[5]:1045。
• 1月21日——徐世昌特派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出席巴黎和会全权委员，该名单直至1月28日始由和会正式公布^[5]:1045。
• 1月27日——出席巴黎和会美、英、法、意、日代表举行五国会议，讨论处置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应邀参加，会间日代表牧野伸显乘机提出德国在山东所占一切权利应无条件让与日本之要求，顾维钧当即称：关于山东问题，“应由中国陈说理由后，再行讨论”^[5]:1047。
• 1月28日——巴黎和会美、英、法、意、日代表继续举行五国会议，中日两国代表就山东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顾维钧要求大会“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将德国在山东所占一切权利直接交还中国，而牧野则借口中日两国关于山东问题“已有成约”，坚决反对，顾维钧当即称：日本代表所谓“成约”，“想系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款要求所发生之条约及换文而言……此项条约换文，经日本送达最后通牒，中国始不得已而允之，不能认为有效”^[5]:1047。
• 2月5日——北京大学等校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要求：“取消中日所订‘二十一条’及军事协约……务望努力坚持。……学生等当联合国人，以全力为诸公后盾。”^{[5]:1049-1050}
• 2月9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1.15万人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保持国权”，“对于中日争执坚持到底”，并声言“誓为诸公后盾”；熊克武就任四川督军^[5]:1051。
• 2月10日——北京政府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许有随时宣布中日各项密约全权，并于同日授权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公布2月2日日使小幡与陈箓会见实情^[5]:1051。
• 2月15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提出山东问题长篇说帖，要求将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在山东强占之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5]:1052。
• 2月20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开幕，南北双方总代表唐绍仪、朱启钤在会上致词^[5]:1053。
• 3月2日——南方议和代表以48小时限期已届，而陕西停战问题未决，乃发表停止和平会议宣言：“盖所议者和也，和战不能并立。今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北京政府谋和之无诚意，即其威信之不能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南北议和会议遂告停顿^[5]:1057。
• 3月3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共产国际创始党
• 4月11日——夜，北京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离东京返国，行前中国留学生30余人赶往车站，痛斥其卖国罪行，并以卖国贼呼之^[5]:1072。
• 4月15日——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提出废除1915年中日协定（即“二十一条”）说帖，同时认为1917年二三月英日、英法之密约，应随中国对德宣战而作废^[5]:1073。
• 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召见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面告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之决定，以主权交中国，经济权付日本，中国代表团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北京中国国民外交协会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闻日代表强欲占据青岛及山东铁道，又欲承认一九一五年中日协约及一九一八年之密约，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此种要求，请以全力抗拒之。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名”，另电美、英、法、意首脑：“德国在山东省所攫得之权利，吾等再行要求直接归还中国。……如许日本在山东省有权利者，吾等决不承认。若以强力压迫，我国四万万人誓以全力抵抗”，电中称中国人民决不承认“二十一条”及1918年之中日密约^[5]:1079。
• 5月2日——北京众议院开会，决定致电巴黎和会，要求将山东直接交还中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召集学生代表百余人开会，讲述巴黎和会列强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情形，号召大家奋起救国^[5]:1080。
• 5月3日——蔡元培得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走告：钱能训内阁密电巴黎和会代表签字于丧权辱国之山东条款，当即召集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宣布此讯，是晚北京大学举行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对策，高等师范、法政大学等校代表均与会，各校学生登台演说，决定原订于5月7日在天安门之游行大会，提前于5月4日举行；汪大燮、林长民自行解散外交委员会；国民外交协会开全体职员会，讨论力争山东主权办法，议决于5月7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发表正式宣言，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5]:1080。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陆徵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5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辞职：“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祥等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谨合呈大总统，请即开去全权”，旋国务院复电慰留^{[5]:1080-1081}。
• 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下午1时许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政法专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农业专门、医学专门、汇文大学、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13所学校学生3,000余人，手执小白旗，上书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字样，齐集天安门，发表演说，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2时半开始游行，沿途散发传单，号召：“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召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各校整队出发前，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及教育部代表均闻讯赶到，力阻学生游行，当遭严词驳斥，游行队伍先至东交民巷西口，学生代表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4人向美国使馆递交说帖，旋赴其他使馆，遭守兵阻止，乃转赴东城赵家楼曹汝霖宅，曹闻讯逃匿，众遂痛殴适在该处之章宗祥，并火焚曹宅，警察赶赴现场镇压，捕去学生32人^{[5]:1081-1082}。

1920年

• 2月1日——库伦都护使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陈毅向北京政府呈报收复唐努乌梁海情形：“查唐努乌梁海地方，在前清时向隶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该地在乌科北境，东西约二千里，南北约八百里，讫为外蒙屏障……物产丰盈，俄人向所垂涎。……迨宣统三年，外蒙变乱，俄遂乘机强占。……海人嫉俄甚深，同心效顺，备尝种种困难，卒告成功，收回八九年已失之领土。”^[5]:1179
• 3月1日——孙中山在《建设》杂志第二卷二期发表《地方自治实行法》一文，指出地方自治“当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目的”^[5]:1190。
• 8月1日——吴佩孚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提出大纲八条：定名国民大会；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宗旨取“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改选举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大会公决；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期限以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即行闭会；并主张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纠纷，均由国民公决^{[5]:1249-1250}。
• 9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期出版，从此期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之公开机关刊物，大量登载介绍马克思主义及苏俄情况之文章^[5]:1262。
• 11月1日——广州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管理广东军务，全省所有陆海军均归其节制，免去海军部长兼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本兼各职，任命汤廷光为海军部长，任命林永谟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兼署理海军总司令^[5]:1289。
• 12月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启用新印布告：“军政府新刊印信一颗，文曰：‘中华民国军政府’。已于本年十二月一日启用。所有从前之军政印，即行作废，此令。特此布告。”^[5]:1311

参考文献

引用

参见

• 香港191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