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缩减地
耶稣会缩减地（英语：Jesuit reduction），又称耶稣会传道村、耶稣会传道区、耶稣会传道所，是17与18世纪耶稣会在南美洲为原住民建立的聚居地，主要位于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的南里奥格兰德地区。
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在南美洲殖民地将原住民集中到“印第安缩减地”（英语：Indian reductions；西班牙语：reducciones de indios）；葡萄牙语：redução （复数形 reduções）的社区，以传播基督教和欧洲文化。[1]
耶稣会在今日巴拉圭、巴西、阿根廷三国边界区域，针对瓜拉尼人建立缩减地。后来也在今阿根廷，巴西和玻利维亚的部分区域建立缩减地。耶稣会教士试图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让美洲原住民在耶稣会士的带领下保持自治，隔绝于西班牙殖民者和西班牙统治之外。[2] 吸引原住民进入缩减地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缩减地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奴役与委托监护制的强制劳动。
在耶稣会和原住民酋长的领导下，缩减地在西班牙殖民帝国范围内具有高度自治。利用美洲原住民的劳力，缩减地的经济相当成功。应对班德兰特奴隶贩子的入侵，建立了原住民的民兵，有效反击葡萄牙殖民者。[2]但耶稣会在某些欧洲国家遭到压制（包括西班牙），1767年西班牙国王命令耶稣会撤出美洲，巴拉圭的缩减地就此终止。[3]。
1732年，在巴西、巴拉圭、阿根廷等国，耶稣会的三十个拉普拉塔河缩减地人口为141182人。玻利维亚东部的缩减地在1766年最高人口为25000人，[4] 位于玻利维亚的贝尼稀树草原（莫克索斯大平原， Llanos de Moxos） 的缩减地，在1720年有30000人口。[5]
耶稣会缩减地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乌托邦”[6] 和“基督教共产主义共和国”，但也有人批评他们经由瓜拉尼中间人，对原住民的生活进行“严格、严厉、吹毛求疵的管理”。[7].
历史
在16世纪，多个罗马天主教修会开始进行美洲殖民教化，将基督教传入原住民社区。殖民政府和传教士认为可以将无固定住所的原住民族集中在称为“集合化传教村（reduction）”的社区内，以有效地治理，征税、传教，从集合化传教村让美洲原住民接受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在墨西哥称为 congregación，采取瓦斯科-基罗加主教与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方济各会的收养院模式。在葡萄牙治理下的巴西则称为aldeias。在殖民统治的法律下，美洲原住民被归类为未成年人，与儿童同等，以由欧洲传教士保护和引导救赎（皈依基督教）。[2]
成立于1540年的耶稣会，[8]在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之后，约在1570年才抵达美洲，于是前往殖民的前线寻找机会传教。[9]耶稣会缩减地起源于 17 世纪初，当时主教利扎拉加（ Lizarraga）要求派传教士到巴拉圭。 11609年，在菲利普三世的指示下，亚松森的西班牙总督和巴拉圭的耶稣会省达成协议。[10]耶稣会同意沿着巴拉那河的战略要点设立村庄，将原住民聚居，与西班牙城镇隔离。耶稣会教士则有十年免税优惠（之后又延长）。[10]传教任务持续了150年，直到1767年耶稣会被驱逐。政府的目的则是利用集合化传教村维护边境安全、让原住民接受欧洲文化。[10][11]
1609年，三名耶稣会教士在今日巴拉圭的圣引那秀市建立第一个传教村。往后的22年中，在瓜伊拉省（今日属巴西巴拉那州的西部三分之二地区）成立了15个传教村，分布范围广达100000平方公里[12] ，区内原住民人口约有100000人。[13]
建立传教村并非一帆风顺。瓜拉尼族的萨满巫师反对外来的新宗教，最初几年里有七名耶稣会传教士被原住民杀害。[14] 1618 年开始，一连串的的瘟疫在传教村中杀死数千名瓜拉尼人。瓜拉尼人聚居在传教村，反而有利于疾病传播。[15] 尽管如此，传教村很快就有 40,000 名瓜拉尼人居住。[16] 不过该区域仍有数以万计的瓜拉尼人未居住于传教村，仍然遵循传统生活与宗教。
传教村位于葡萄牙势力范围，1628年开始，来自圣保罗的班德兰特奴隶贩子对传教村与非传教村的瓜拉尼人进行大规模袭击，摧毁了许多传教村，村内人口锐减；奴隶贩子认为聚居于传教村的瓜拉尼人是更容易下手的目标。1631年至1638年，耶稣会将幸存的传教村居民（约有12000人）向西南迁移到西班牙管辖范围，也就是今天的巴拉圭、阿根廷、巴西三国交界处。[17] 该地区已经有耶稣会传教士，也有而遭遇类似事件而由乌拉圭和塔佩（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迁移而来的瓜拉尼难民。[18]有些传教村在1680年以后重新建立。[19]
迁移后，耶稣会建立 30 个传教村，统称为拉普拉塔河传教区。到 1641 年，尽管有奴隶贩子和瘟疫，拉普拉塔河传教区仍有36190位瓜拉尼人。 此后近一个世纪，传教村内人口增加，到 1732 年达最大（141,242人）。[20]
1640 年代，瓜拉尼人迫切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奴隶贩子的侵害。耶稣会教士开始武装瓜拉尼人，在传教村内制造枪支和火药。[21] 传教区获得西班牙王室的许可，也得到一些武器，组织传教村印地安民兵，以抵御袭击。德兰特奴隶贩子跟着进入西班牙境内的集合化传教村。在 1641 年，瓜拉尼民兵在姆博罗雷战役（battle of Mbororé）击败了至少1500名葡萄牙奴隶贩子跟追随他们的图皮族人。[2] 瓜拉尼民兵最终扩充到 4,000 人，其中骑兵特别优秀，穿着欧式制服，携带弓箭和火枪。
经过一个世纪，在1750年签定的马德里条约，西班牙将乌拉圭河附近的土地割让给葡萄牙，包括乌拉圭河东边的东方传教区，使得这些传教村被划入巴西，原住民再度面临更具压迫性的葡萄牙威胁。耶稣会遵照条约，试图将集合化传教村的原住民迁移到乌拉圭河对岸，但在集合化传教村出生的塞佩提阿纳淤（Sepé Tiaraju）率领瓜拉尼民兵反抗，引起瓜拉尼战争，击败了西班牙军队，1754年签署了瓜拉尼停战协议；这个胜利使得集合化传教村最终失败之日延后到来。但1756年，西班牙和葡萄牙集结超过3000名的联合部队，镇压了瓜拉尼人；在战役与之后的屠杀中，超过1500名瓜拉尼人死亡。[22]
这时集合化传教村被认为是对世俗统治的威胁，而耶稣会在欧洲遭受越来越多攻击也影响了传教村的发展。集合化传教村在经济上的成功（虽然并不是像一般常描述的那么伟大），加上耶稣会的独立性，成为让世俗统治恐惧的因素。一些哲学家认为集合化传教村是高尚的野蛮人的理想社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以及卢梭（他并不是教会的拥护者），都提出赞赏。[23] 这些复杂故事被浪漫化，如同电影教会（1986年）所示，剧情与1750年代的一小段时间的事件有关。
在1767年， 耶稣会被逐出西班牙王国，集合化传教村变成为奴隶贩子的袭击目标，或是被融入欧洲殖民者社会，渐渐消失了。有一些集合化传教村继续有人居住，但大部分都被弃置成为废墟。 阿根廷科尔多瓦是与集合化传教村有关的最大的城市，是非典型的西班牙殖民村落，早于耶稣会，当时是耶稣会的运作中心，有一所新教士见习中心和学院（现在依然是当地的大学）。 1767年科尔多瓦传教区被方济各会接管。
许多传教村已被宣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包括六个在玻利维亚齐规都斯的耶稣会传教区，其它的则位于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等地。此外，有两种克里奥尔语（图皮语（Língua Geral ）和亚马逊通用语（Nheengatu））起源于传教村中，其基础是瓜拉尼语，图皮语和葡萄牙语。
传教村的生活
集合化传教村的高峰期，大约有15万原住民居住于40个村中，大部分属于瓜拉尼、图皮和齐规都斯族，以及在贝尼草原上的族群。
集合化传教村有标准化的规划：主要建筑物（如教堂、学院、墓地，中间还有广场）集中配置于宽阔广场的一侧，其他三面则是房子。每个村庄也提供房子给寡妇，还有医院和仓库。在广场的中间有一个十字架和守护者的雕像。传教村的管理人由原住民酋长担任，但由耶稣会教士控制的。 每个集合化传教村至少有两名耶稣会教士，较大的传教村有更多教士。
一般认为集合化传教村的社会组织非常有效；大部分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有多余物品可以与其他社区交易；这带来了耶稣会教士利用原住民劳力获取巨大财富的印象。主要交易产品是他们的生牛皮和巴拉圭冬青（叶子可以泡成玛黛茶饮用）。最初是从野外采集，但后来进行栽培。有些原住民得到了交易技巧与和技能，甚至包括以原住民语言进行印刷（大多是宗教文字），一些插图版画也出自原住民艺术家。[24]实际上，传教村在经济上虽然成功，但难以说是耶稣会整体收入的重要来源。[2]耶稣会对于其所管理下的原住民的强制程度，以及允许原住民文化的自由程度，仍有争议。[2]
主要建筑物，尤其是教堂，主要是经过培训的原住民工匠兴建的巴洛克式建筑。被遗弃两个世纪以后，虽然精心雕刻的木质装饰已经消失，遗迹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最初的建筑物通常是木造的，有时用灰泥装修覆盖，做成仿石材的巴洛克式建筑。后来如果资源允许，就使用石材建筑，有时规模庞大。玻利维亚传教村保留了最好的木造土坯教堂。马丁•施密德神父（1694年至1772年），瑞士耶稣会在集合化传教村的领导人物，既是建筑师也是作曲家，为后期集合化传教村建筑和音乐方面做出很多贡献。[25]
传教村的布局
现在仍有几个传道区的废墟留存，从中可见有一致的计划。在中心广场的一侧有教堂和库房，居民所居住的长屋则排列在广场的另外三面。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独立隔间，但多个（可能高达一百个）家庭单位共用一个走廊和一个屋顶。 教堂是石头或优质木材所建，有高塔，精致雕刻和装饰华丽的祭坛，以及由意大利或西班牙进口的雕像。神父住所、办公处、马厩、军械库、工坊和医院，通常也是用石头建造的，在教堂旁边围绕形成内部广场。广场本身是利用几头羊维持草地平整的草坪。原住民的房子有时是石造，但通常是以土砖或植物茎枝建成，有自制的家具和宗教的图片－－一般也是原住民自制的。
传教村的日常生活
传道村的人口介于2,000到7,000人，小的传教村有两个神父，而较大的传教村的神父较多。 在早晨由孩童唱圣歌，随后是弥撒和早餐。之后众人各自工作。
耶稣会安排他们的新祭司领唱圣乐，并高举圣像行进到广场，社区每天在日出时进行这仪式。 沿路固定的间隔，设有不同圣人的神龛，他们在那祈祷，在神龛间吟唱赞美诗。 游行队伍前进途中，印第安人逐渐离去到各个领域进行工作，最后神父和侍祭与乐手独自返回。[26]:178f
中午，各工作组集合进行三钟经祈祷，之后吃午饭，午睡，之后开始工作，直到傍晚。
晚饭后，颂念玫瑰经后就寝。
阴雨天，众人在室内工作。社区也经常有节日活动，有战斗演习，烟火，音乐会和舞蹈。
除了主要农场，每个人通常还有自己的果菜园，用以种植蔬果或是饲养家畜，以及种植巴拉圭冬青。耶稣会教士也传入了欧洲商品和艺术。村中有时还有棉织布工，制革工，木工，裁缝，帽子制造工，箍桶工，造船工，银匠，乐师和乐器制造工，画师，甚至于车工等专业人士。他们也有印刷机，以及手工抄写的手抄本。 [26]
在教士的监督下，传教村生产的物品（包括牛只）贩售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的市场。所得利益分配给共同基金，劳工和其家属。
传教村非常重视教育，因为对幼童的训练被视为未来成功的关键。 [26]:503 大部分的教学使用瓜拉尼语，迄今仍是该国的通行语言，但也教学西班牙语。
| 年度 | 人口 | 备注 |
|---|---|---|
| 1641 | 36,190 | |
| 1700 | 86,173 | 1647年起稳定增加 |
| 1732 | 141,242 | 人口最多的时候 |
| 1740 | 73,910 | 瘟疫导致人口减少 |
| 1768 | 88,864 | 耶稣会被逐出 |
| 1801 | 45,637 | 缩减地衰退中 |
图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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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塞普西翁木造教堂的内部（位于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 -
教堂内的木制浮雕 -
土坯立面，此建筑位于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省纽弗洛·德·查韦斯区（Ñuflo de Chávez） 的圣哈维尔 -
圣克鲁斯 San Miguel de Velasco 的祭坛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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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ckson, Robert H, "Power, Population, and the Colonizations of the Fringes of Spanish America," http://www.casahistoria.net/rhjackson2.htm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ccessed 5 Dec 2017
外部链接
- Article by Alan Rinding on Brazil's Indian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Indigenous Genocide in the Brazilian Amazon Archive.is的存档，存档日期2014-08-24
- In-depth 1913 Catholic Encyclopedia article on the Reduction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Colonial Brazil: The Portuguese, the Tupi, and other indigenous tribes
-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Jesuit reductions in Chiquitanía with pictures
- A Current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Paraguay with Neighboring Area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732, World Digital Library
- The Jesuit Missions of Paraguay, Argentina, and Brazi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obert H. 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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