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
流寇，又称流贼，是指流动的土匪、强盗，尤指明朝末年的流寇。
历史
流寇发展的历史相当久远，组成分子相当复杂，有逃丁、边兵、驿卒、矿徒、饥民等，一般流民即可发展成流寇，唐末的王仙芝、黄巢之乱即可视为流寇。流民聚结成寇，首领多是出自于边军，或分或合，到处抢粮，使官兵东西奔击，穷于应付。阎尔梅说过，“寇起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1]历史上最长的流寇流动是黄巢，曾两次攻陷长安。一旦流寇停止流动，便失去流寇的特性，兵科张缙彦曾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黄巢与李自成皆因攻陷首都后失去战力。
明朝流贼
明朝政府制定有鱼鳞册，不允许人口随便流动，谨防流贼。然而明朝末年的流寇蔚为奇观，有山西人曾记录流寇首领名单：“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张一川）、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四儿赵胜）[2]、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夭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夭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还列出唐赛儿、刘千斤、李胡子、叶宗留、邓茂七、李添保、黄萧养、刘六、刘七、齐彦名、赵疯子、曾一本、徐鸿儒、刘香等人，其中刘香是海盗出身。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入塞，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兵部令守通州，又调昌平，又明日调良乡，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3]崇祯二年“议裁驿站冗卒”，被裁失业的驿卒与流寇合流，流贼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李自成本人就是这次事件中的要角。流贼所到之处，饥民争附之。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1万4千两，就地赈济。
崇祯三年（1630年）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
崇祯四年（1631年），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说：“皇上以数万金钱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也，利益莫大焉！”[4]几天后，李继贞再次疏陈赈济的重要性：“臣部若不代请，日复一日，残破愈甚，将费数百万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窜，东作尽废，延安、西安、平阳、汾州百万钱粮尽成乌有，虽增兵增饷何救于事。度今日平贼之费，与他日平贼之费，孰少孰多？今日借出之费，与他日有出无入之费，孰得孰失？当有不待臣言而洞然于心者矣。”崇祯四年（1631年），崇祯帝以内库银10万两，令陕西巡抚御史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点灯子与满天星受抚后，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部一度受抚。但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仅是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5]杨鹤的抚局没有推行多久，就以失败告终。[6]
崇祯八年正月，扫地王、平地王等率部经颍州直抵凤阳，烧享殿，掘皇陵，朝野震动。
荥阳大会
崇祯八年正月（1635年），有荥阳大会，吴伟业《绥寇纪略》：“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择、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官军。……壬子（初一日），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铺，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娄曾泉于《明朝史略》称“在这次会议上，李自成初露锋芒，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胡允恭亦言，“荥阳大会堪称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明末农民起义将由困难走向胜利，农民军由分散的武装斗争趋向联合作战”，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荥阳大会”。[7]
荥阳大会仅出自于《绥寇纪略》一书，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平寇志》和谈迁《国榷》均无记载。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称：“所谓荥阳大会召开的起因和议题，同基本的历史事实凿枘不相容，显然出于好事之徒的附会”，结论是“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事件”。
李自成
崇祯八年，洪承畴督剿西北的李自成，卢象升督剿东南的高迎祥。崇祯九年张献忠部一度围攻滁州，逼近南京，又转而围攻凤阳，不克，辗转进入庐州、安庆府境。同时，高迎祥部则由密县、登封至嵩县，又回到陕、豫交界之山区。是年，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继任闯王。事实上，明代万历年间，流寇已成大患，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奏疏：“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已未（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四路进军，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鳞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崇祯十年卢象升奏言: “寇每股虽号数万，妇女老弱半焉。”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加强了对农民军的围追堵截。
崇祯十年的陕西大旱，李自成部转移到巩昌府南部。孙传庭奏称:“臣维闯、过等贼，与大兵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气焰风声，益非昔比。”
崇祯十一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及南直隶的沿海地区皆旱。华北一带“旱，蝗，赤地千里”。[8]
崇祯十三年，灾害扩大，北方全部沦为旱灾灾区。《豫变纪略》卷三：“是时大旱、蝗，川泽皆竭，濠隍之径扬尘。自是而后，土寇大起如猬毛。”崇祯十三年秋天，张献忠部进抵绵阳、汉州、金堂、简州、资阳、泸州。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出商洛山，进军河南府境。此时的河南府已大旱三年，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李自成进军河南府时，“贼既入豫，饥民从者日众”。北方大旱摧毁了明朝财政，义军则休养生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部攻开封，有骑兵三百人，步兵三千人，“合诸胁从之徒约三万人”。崇祯十四年以后农民军已摆脱不利的局面，寇强官弱，千里纵横。
崇祯十五年八月，明督师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中说到，“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崇祯十六年以后，李自成的大顺部队已不可挡，阵中发展出强大的进攻能力，每三万骑兵，分作三个行列，“前者返顾，后者杀之”，如同三堵墙一般，时人呼之三堵墙。饥民往往充当农民军的炮灰。[9]。崇祯十六年秋，孙传庭部在豫西与李自成郭决战，官军败，孙传庭战死。明亡矣。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接着，李自成部进军山西，在平阳分兵，一路北上太原、大同、宣抚至北京，另一路经泽州、怀庆、卫辉、大名、河间至北京。两军皆势如破竹，明朝灭亡。
明朝并非不能抗击流寇，然剿不胜剿，又陷于东北清兵堀起，苦于两面作战。终至亡国。[10]明王琼《双溪杂记》即说明：“当流贼内乱之时，而胡虏不侵，犹能支也。”
清朝
流寇并非明朝所特有，清之白莲教、捻乱也属流寇性质，嘉庆二年（1797年），明亮、德楞泰总结白莲教“行不必裹粮，住不藉棚帐，党羽不待征调，蹂躏于数千里”“东奔西窜，无久占之地，无一定之所，以劫掠为生”的流动作战方式，进呈《筹令民筑堡御贼疏》一文。
石达开从太平天国政权出走之后。曾国藩称石达开说“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助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11]，最后“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藉”[12]
“捻”者，捻香也，流动于黄河流域，捻乱持续时间比太平天国更长，也更难平定。1865年，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被李鸿章所灭。
注释
- ^ 见《阎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议》
- ^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说点灯子原名孟长庚。
- ^ 据耿如杞《世笃堂集》所收《勤王揭稿》，哗变的军队是张鸿功所统山西镇兵，耿如杞所领抚标营兵和太原营兵。
-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4，15页。
- ^ 《绥寇纪略》卷一
- ^ 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记载崇祯四年十一月，“降贼不沾泥张存孟复叛，陷安定。王承恩讨克之。贼走绥德，银川驿马夫李自成往从之，为队长。”
- ^ 胡允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 ^ 郑廉著，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卷一，p6。
-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提及河南饥民: “贼置阵，凡五重，饥民在外，步兵次之，马兵次之，骁骑又次之，老营家口居中。”
- ^ 顾公燮《丹午笔记》276《明末杀运循环》：“明代之亡，实由流寇。……甲申岁，皇清定鼎……由是王师往讨，次第荡平，历十有八年，剪除殆尽。四方屠戮，惨不可言，天未厌乱，杀运循环。”
- ^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
- ^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文》
参见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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