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达
字	达人
性别	男
出生	姚侠生 (1905-03-16)1905年3月16日  大清江西省兴国县竹坝村
逝世	1942年7月7日(1942岁—07—07)（37岁）  中国江西省新淦县石口村
墓地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 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显微亭
国籍	中华民国
别名	（姚）显微
母校	清华国学研究院
职业	教授
机构	暨南大学，国立中正大学
知名于	“中国现代目录学之父” “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
研究领域	目录学、史学史
知名作品	《中国目录学史》
配偶	黄心勉 （1920年结婚—1935年结束） 巴怡南 （1938年结婚—1942年结束）

姚名达（1905年3月16日—1942年7月7日），字达人，后改名显微（废姓），江西兴国人，中华民国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读时，受业于梁启超，立志研究中国史学史。后来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江西国立中正大学任教，致力于史学史研究，在目录学领域则有“中国现代目录学之父”之称。在上海期间，受一·二八事变影响，从书斋走向社会运动，与妻子黄心勉共同创办女子书店和《女子月刊》，热心于妇女运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浙赣会战爆发后，组织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在新淦县石口村遇日军，与学生吴昌达一同被日军所杀。

清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一（1905年3月16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城南竹坝村，父亲姚舜生，母亲徐才琳。乳名侠生，6岁开始识字后更名姚名达。1920年，按照旧式婚制与同县黄心勉结婚，随后转至赣州第四中学校念书。^[1]

1924年，父亲卖掉家中田地，供姚名达进入上海南洋公学求学。1925年，姚名达考入位于北京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很快就在梁启超的影响下，立志研究中国史学史。1926年，以《邵念鲁年谱》和《章实斋之史学》为论文，获准毕业，随后申请留院继续研究。1928年，从国学院毕业，继续留院，研究中国史学史并为梁启超整理史籍。^[1]

1929年，梁启超病逝后，姚名达举家南下上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及姚名达住所都毁于日军炮火，大量书稿和参考资料全部毁去。在不久后与胡适的通信中，姚名达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从“纸上工夫”转向“政治和社会运动”。同年，先与妻子黄心勉共同开办女子书店，后从商务印书馆辞职，受聘于暨南大学。1933年，创办《女子月刊》。1935年，黄心勉病逝。^[1]

1937年，因淞沪会战，姚名达携母亲、女儿和未婚妻巴怡南返回江西老家。1940年，国立中正大学于江西省战时省会泰和县成立，姚名达应校长胡先骕聘请，任教于文史系，后改任研究部研究教授。^[1]这一时期，姚名达弃姓改名为显微，取自《中庸》。尽管废姓，但习惯上仍冠姚姓而称之。^[2]

1942年，浙赣会战爆发后，国立中正大学组织师生组成战地服务团，校长胡先骕任名誉团长，姚显微任团长。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包括调查战地军情、民情，开展宣传演出，免费看病配药，为士兵代写书信，等等。7月7日，战地服务团在侵华日军进攻中走散，姚显微等一队10人在新淦县石口村过夜，被日军包围。姚显微和学生团员吴昌达为掩护他人撤退，与日军冲突并遭到日军杀害。^[3]后在中正大学为两人举行了公祭、公葬和追悼大会。^[4]

1987年，姚名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1990年，江西师范大学（前身即中正大学）50周年校庆，在校园内修筑“显微亭”作为纪念。^[5]1995年，姚名达遗骸骨灰从泰和县杏岭（中正大学旧址）迁葬至江西师大显微亭。^[6]:142-1442002年，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正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雷洁琼为姚名达题辞“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4]2014年，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公布，姚显微（姚名达）名列其中。^[7]

清末民初，在乾嘉学派余绪和西学东渐两方面的影响下，中国目录学蓬勃发展，并呈现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态势。在此背景下，姚名达撰写《目录学》（1933）、《中国目录学史》（1938）、《中国目录学年表》（1940）三部著作，批判性地继承中国古典目录学和吸收西方现代目录学，初步建立起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学科理论、知识框架、学术体系，因而有“中国现代目录学之父”^[8]的赞誉。^[9][10]

姚名达在梁启超影响下，终身致力于研究中国史学史。他首先从章学诚入手，研究其史学思想和学术渊源。然后沿着浙东史学流派的源流上溯，为程颐、刘宗周、黄宗羲、邵廷采、章学诚等史学家编撰年谱。姚名达制订的史学史研究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撰成《中国史学史》，史家研究和目录学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该计划因姚名达不幸早逝而夭折，现只留下姚名达在暨南大学教书时使用的《中国史学史讲义》，且仅有史理学和史官制度两部分。^[4][10]

梁启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鼓吹女性平等接受教育、不缠足、不早婚。受其影响，姚名达也十分同情妇女，关心妇女运动。^[11]1929年，他就准备撰写《妇女中国史》；在一·二八事变后，进一步转向社会运动实践。^[4]当时，《妇女杂志》因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事变中遭受破坏而被迫停刊，姚名达和黄心勉就计划办一份刊物供女性阅读。1932年9月，姚名达和黄心勉先创办了女子书店，作为出版社，出版《女子文库》系列丛书。女子书店为文化事业而非商业性质，赢利用来支持女子图书馆、女子函授学校、女子奖学金等社会事业。1933年3月，两人又以女子书店为发行依托，创办《女子月刊》，指导女性生活和妇女运动，编辑和作者也多以女性为主。《女子月刊》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才被迫停刊。^{[12][13]:141,143,165,185}

第一任妻子黄心勉（1903年—1935年），江西兴国人，曾参与创办女子书店与《女子月刊》，因肺病早逝。两人生女儿姚孟恕、姚仲智、姚勖和、姚纪磁，另有一子一女早夭，黄心勉去世时亦有身孕。第二任妻子巴怡南（1916年—1971年），江苏泰兴人，曾在国立中正大学-国立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文史系担任助教、讲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农村，因肺癌去世。两人生儿子姚果源和女儿姚大因。^{[14][6]:370-373,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