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择偶策略（英语：Human mating strategies）是演化心理学和行为生态学中，人类吸引、选择交配对象的一套行为模式。择偶策略基本上与繁殖策略重叠，繁殖策略涉及了更广泛的行为，包括：繁殖的时间、后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权衡。

比起其他动物，人类择偶策略显得十分特殊，必须更多考量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变量，像是婚姻与家庭的组成等^[1]。在人类的生活与行为中，可以形成像是婚姻或友谊等长期的亲密关系，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产生性冲动。人类的择偶过程涉及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个人并会依照这些因素来评估对象的适宜性以及满意程度，而在求偶过程中也同样会形成人际关系。不过，还是可以找到人类和非人动物择偶行为的一些共同性。

人类择偶策略的研究理论背景是性选择理论，特别是罗伯特·泰弗士的亲代投资概念。泰弗士对亲代投资的定义为：“父母在后代个体中用以增加后代的生存机会（从而繁殖成功）所进行的任何投资，代价是父母投资其他后代的能力。^[2]”泰弗士也认为亲代对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投资差异促进了性选择过程的差异，并导致了择偶选择、竞争能力和求爱表现中性别差异的演变。人类女性通常会比男性投入更多的亲代投资，包含妊娠9个月、分娩及哺乳期。虽然人类男性也对其后代投入巨资，但仍然低于女性。进化心理学家基于这类的背景认为人类择偶策略中有许多的性别差异。

为了表达性兴趣与择偶，人们会进行调情。社会人类学家Kate Fox认为，调情有两种主要方式^[3]：“为了娱乐而调情”与“为了调情而调情”。为了娱乐而调情者可以在朋友、同事或希望相互了解的陌生人之间进行调情。这种类型的调情并不打算建立浪漫关系，而是增加了两个人之间的联系。为了调情而调情则在择偶选择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调情的人会向另一个人发出性可能信号（signals of sexual availability），并期望收到回应讯息以继续调情。

调情可以涉及非语言标志，例如：交换目光、用手触摸、触摸头发，或直接以口头的聊天、讨人喜欢的评论或交换电话号码以便进一步联系等方式。

人类会进行约会来评估彼此进入亲密关系或作为择偶、伴侣的适合性。约会规则可能因不同文化而异，有些文化甚至可以使用直接求爱来取代约会过程。

在许多文化的传统中，约会或相亲可以由第三方安排。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家庭成员、熟人或专业媒人。一些文化中，婚姻也可以由夫妻的父母或外部组织安排，像是一些宗教拥有配婚制度。另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网络上约会变得流行。

不同性别的人类在其择偶策略上会有一些差异，主要包括性欲与性吸引力两个因素，一些学者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以解释这些差异及其影响择偶策略的方式。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一个拥有对多名短期性伴侣欲望的人类男性先祖，如果也具有吸引多位短期性伴侣的能力，他们就会比那些没有这类欲望的男性留下更多的后代。而相比之下，女性先祖繁殖成功的要件则不是通过与多名男性择偶，而是选择最有能力并愿意投入资源给予后代的男性。为了从潜在的男性对象中获取资源、并与其他女性竞争，才逐渐演化并表现出更强的性欲。一项研究指出，当大学生在校园内被异性接触并询问他们是否想和他／她“上床睡觉”时，75％的男性表示同意，而0％的女性表示同意^[4]。也有证据表明，不同文化中的男性对随意性行为的开放程度都较高^[5]、性伴侣数量较多，并且更愿意在恋爱关系中更快地发生性行为^[6]。这些性别差异在不同的研究和文章中被证明是可靠的^[7][8]，不过这些性别差异的范围和解释则还存在一些争议^[9][10]。

研究也经常指出​​男性比女性对偶然性行为有更强烈的渴望。男性并经常被描绘为想要许多女性性伴侣，以最大限度提高他们的生殖成功率^[11]。直到今天，这种短期择偶的进化机制依然是显而易见的。而择偶保护行为（Mate-guarding behaviours）和性嫉妒则是演化历史中的一个重点，多伴侣的性关系成为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的适应性问题^[12]。从现代男性愿意与有吸引力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4]，以及在跨文化背景下仍然接近的婚外情盛行率、过去人类先祖采用一夫多妻择偶策略的证据^[13]都能佐证这样的观点。记者 Daniel Bergner 则认为，人类女性的性欲并不低于男性，而一夫一妻制是用以控制人类女性性行为的制度^[14]。

Flanagan与Cardwell认为，如果没有自愿的女性伴侣，男性也无法追求更多性伴侣。同时每当一个男人有一个新的性伴侣时，这个作为性伴侣的女人也等于同时有了一个新的性伴侣。因此他们认为，随意性行为和多性伴侣也可能对女性有一些好处，像是：产生更多遗传多样化的后代、并增加成功将孩子养育到青春期或独立的机会^[11]。

演化心理学家也认为男性通常会比女性更重视年轻和身体的吸引力，因为这些特征与女性的择偶价值（Mate value）有很高的关联性，并被认为是健康和生育能力的标志^[15]。优先选择健康与生育价值的女性进行择偶的男性，会比没有进行类似选择的男性更容易产生后代。由于男性的生殖价值并没有像女性那样明显的随着年龄增长而急剧下降，因此女性在择偶选择中较不会表现出对年轻的偏好。学者认为，女性会更容易被性伴侣的野心和社会地位所吸引，因为这些特征与男性获取资源的能力有关。优先选择能为其后代投入资源的男性择偶能够确保其后代的生存，会留下比没有进行类似选择的女性有更多的后代。进化心理学家并在不同文化条件下进行了相应的测试，并证实男性确实比起女性更加倾向于选择年轻及具身体吸引力的性伴侣，而女性也确实较男性倾向于选择野心和社会地位较高的性伴侣^[16][17]。

不过文化因素对择偶偏好的性别差异方面的影响有一些争议^[18][19]。不同文化中的择偶偏好差异也可能有些不同，例如：随着女性获得更多资源，伴侣偏好可能会发生变化。寻找具有资源的择偶不再是优先事项，与具有更多家庭与生活技能的伴侣择偶更为重要。由于妇女获取资源的机会因文化而异，因此择偶偏好也会因文化而异^[18]。

两性之间拥有一个似乎普遍通用的择偶策略差异并不代表性别内的择偶策略就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同样性别的人类个体中，择偶策略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20]。

社会性倾向调查表（Sociosexual Orientation Inventory，SOI）能够衡量一些关于择偶策略的个体差异，这是一份调查问卷，其中的调查项目包括过去性行为的项目、预期的未来性行为以及对随意性行为的开放性^[21]。SOI得分越高称为性无限制（sexually unrestricted）择偶策略，得分低则称为性限制（sexually restricted）择偶策略。一些研究指出，SOI的分数与择偶偏好有关，性限制择偶策略的人更重视择偶的个人或养育品质（例如责任和忠诚）；而性限制较少的个人则更喜欢与身体吸引力和社会知名度等相关的品质^[22]。一些其他的研究指出，SOI得分与人格特质（即外向性、性爱倾向和低亲和性）有关^[23]。

演化心理学家指出，个体可以根据相关的环境或内部条件来调整择偶策略^[20]。在演化上的利益条件上，要解释远古男性与远古女性的短期择偶策略相对简单。然而女性在采用短期择偶策略时的演化利益则较为复杂。在人类学研究中，认为女性在处于紧张状态的情况下，借由短期择偶来寻求或换取男性的保护与庇护可能是女性采用短期择偶策略的原因^[24]。另外一个突出的假设指出，远古女性也会选择性地与那些能够将遗传利益传给后代的男性进行短期择偶，如：健康、抗病或吸引力，这种状况称为性感儿子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女性在演化中也能够借由观察一些外部的指标特征（Indicator traits）来推断出遗传质量。被认为是候选择偶者的“优良基因”包括波动不对称性（Fluctuating asymmetry，FA），指的是男性偏离完美双边对称的随机偏差；其他条件还有：阳刚的面部特征^[25]、行为优势^[26]和较低的声调^[27]，这些因素与男性短期择偶成功呈正相关。女性在选择短期择偶时，更喜欢所谓的良好基因指标，但选择长期择偶时则没有这种状况。一个称为排卵转换假说（Ovulatory shift hypothesis）的相关研究指出，女性这种对良好基因指标的偏好倾向于在排卵之前的高峰生育期间增加^[28]。

女性寻求长期择偶伴侣则被认为是为了获取支持后代生存的资源，像是住所或食物^[29]。

对择偶策略中的条件性质进行之研究表明，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择偶偏好都是具有可塑性的。在已知的远古人类择偶线索中可以推敲，在历史洪流中男性和女性似乎都会基于增强健康的原因来调整其择偶偏好与策略。这些原因可能包括了照顾年轻人的需要、动物与他人带来的危险以及资源的可用性等^[30]。

2005年，演化心理学家大卫施密特（David Schmitt）对48个国家进行了一项性态度和行为的调查，称为国际性描述计划（International Sexual Description Project，ISSR）^[31]；这项计划并评估了几个社会变量与SOI平均得分之间的关系，发现国家的操作性别比与双亲护理需求与该国的SOI分数有显著的相关性。此外传染病与流行病也会对择偶策略有一些影响。

其中一项能够显著预测国家平均SOI得分的变量是“操作性别比（Operational Sex Ratio，OSR）”，施密特对OSR的定义为：“在当地择偶汇聚体中，处于适婚年龄男性与女性的相对平衡比率”。在不同的OSR比率下，其中一种性别可能对于另一种性别而言是相对稀少的，而具有较多人数的性别之中可能会更强烈的竞争，以争取到与稀缺性别择偶的机会，而竞争的一种可能方式即是通过显示稀缺性别最期望的属性。此外并可预期当社会中女性的数量与男性数量相对平衡时，女性的SOI分数会相对的比男性较多的社会还来的高；由于男性对随意性行为的渴望较大，在男性较多的社会中，女性必须提高性限制择偶策略以筛选较为优良的择偶对象。这一预测并进一步得到了证实，研究显示国家的OSR与SOI得分显著的正相关^[31]。

施密特认为，影响SOI分数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是双亲护理的需求。在需要父母双方投入更多照顾才能确保后代生存的社会中，与没有彼此承诺或婚姻关系的对象发生性关系会有更为高昂的成本。施密特发现，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儿童营养不良率以即婴儿出生体重偏低率会与SOI显著的负相关^[31]，也就是当一个国家环境中，婴儿需要更多父母照护才能存活，该国国民的性限制会提高。

传染病或流行病的威胁也是影响择偶策略的一个重要社会变量。由于物理吸引力常被认为是健康和能够抵抗疾病的象征，因此演化心理学家推测在流行病盛行率较高的社会中，人们会更重视物理吸引力。研究也证实，各国的患病率与吸引力的偏好有关^[32]。在患病率高的国家，女性表现出对男性面部气质更大的偏好^[33]。研究人员并推论，与多人进行性接触会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从而提高了追求短期择偶策略的成本。而研究结果与此推论一致，较高的疾病流行率与SOI得分有显著的负相关^[34]。而在一些研究的结果中发现，疾病的突显性对吸引力偏好和SOI得分的影响有预测性的因果关系^[35][36][37]。

一些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择偶策略会影响政治态度与立场。不同的择偶策略可能会存在有一些直接的冲突，像是：具稳定性的长期择偶对象可能会受到短期性机会的影响。为了减少这种状况，偏好长期择偶策略的人可能会推动一些有利于他们的公共政策与措施。像是为了避免外遇而制定反通奸法；或是禁止堕胎，使短期择偶策略的成本提高等。心理学家Jason Weeden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公共和大学生的数据库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指出与择偶策略有关的变量比“生命神圣性观点（Sanctity of life）”有关的变量更能预测对堕胎的态度^[38]。

Weeden与其同事也认为，择偶策略的个体差异能够影响人们对药物合法化的态度。娱乐性用药与滥交相关的情况可能成为性限制较高的族群反对药物合法化的动机。一项研究的发现与此一致，结果显示药物合法化态度最强的预测因素是SOI得分^[39]。并且，就算在控制人格特质、政治取向和道德价值观等因素的状况下，SOI的影响依然强大。而在控制SOI分数及性相关的因子时，其他因子对药物合法化态度相关的影响被严重的减弱或消除。这些发现在比利时、日本和荷兰得到了证实^[40]。Weeden及其同事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并对宗教信仰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发现宗教机构也可能有助于促进高生育率、性限制择偶和生殖策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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