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教学，又称方言教学，自明代以来有明确记载，^[1][2]在现代意思有三种。传统意思是，师生之间以当地母语为授课语言讲授各个科目，属母语教学范筹。^[3]普通话接管了各地母语作为授课语言后，2010年代有小量学校为了拯救当地母语，产生了两种新的意思，一，学校另开一课教母语，目标是达至能生活交际；^[3]二，为了承传童谣、说书评弹、曲艺等带有表演性质的乡土民俗而讲授在该表演用得上的母语，以“方言文化进课堂”为名目，实则不教生活交际用得上的母语。^[3]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通过《义务教育法》，其中第六条“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90年代末母语全面撤出中国大陆的小学。2000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更衍生了学校推普的任务指标。2003年起各省传媒陆续反映学生不会当地母语的现象。^[4]

以母语为教学语言

推普前

“明清时，各地用方言教书是普遍现象。”^[1][2]明清时，游走各州县蒙学（儿童启蒙学堂）的教书先生，常备该县的正音字典，协助他以当地母语对学童母语教学。^[1]清末，赵元任 “六岁 (1898年) 从私塾老师学会用常州方言诵读四书五经”。^[5]1955年教育部指示“学校必须逐步用普通话教学……首先从语文科做起”，当地母语教学开始被取代。^[6]浙师大王洪钟教授：“从前人们不但交流用方言，而且在私塾里用方言朗读文章；而现在年轻一代由于从小学普通话，方言对他们来说仅用于乡邻交流，看到汉字根本想不到它的方言读音，用方言说话时也想不到对应的字，就使方言和书面语之间的联系割裂了”。^[7]

中国留下有声电影记录的讲学，1929年摄于上海，师生在8分钟影片里皆以吴语对答。^[8]2018年浙江湖州德清县某老人回忆，由村小升上县城初中，自然而然学习县城的语言，“进了中学，必须讲德清方言，否则就难以与他人交流。”^[9]1932年章太炎（浙江余杭人）访问北京大学国文学系以吴语开讲《广论语骈枝》，^[10]同年访问江苏吴县律师公会以吴语开讲《尚书》。^[11]王国维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吴语开讲《古史新证》（含《殷周制度论》）、先秦《仪礼》、《说文》等课，并以吴语指导研究生西北史地学和元朝历史，^[12][13]均以吴语为主。^[14][15]

学术研究史

“以母语为教学语言”方面，研究得最多的是香港的粤语教学、^[16][17][18]台湾闽南语教学^[19][20]、台湾客家话教学、^[21]新加坡的闽南语教学、马来西亚的闽南语（泉漳话）教学、^[22]、马来西亚的潮州语教学、^[23]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教学。^[24]

推普后

中国普及义务教育以后，校园生活占据6岁以上学生的大量时间，小学是否以母语为授课语言，关乎该母语的自然习得时数。1986-2000年间逐步严格执行以普通话为媒介语的义务教育，从小学一年级起所有科目都以普通话授课。

另开一课教母语（听说）

官方态度微妙

在语言教学，“教授母语与教授外语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外语通常默认受教者在学校教育之前没有或较少机会接触这种语言”，^[25]由于中国儿童属于“较少机会接触”的情况，母语课大抵教该母语的入门听力和口说。然而，官方对母语课的态度微妙，认为教母语只应在于传承乡土（传统）文化，而不应是学习母语本身。

在具有国家语委官方背景的学者的观点中：

• 王莉宁博士^{[注 1]}认为“不教，但允许还会说的人在课外说”（注：按教育部规定课上不允许说），她指“不是让方言成为教学用语，也不是提倡把地方话学习纳入教学体系[...]应允许中小学、幼儿园在课外说方言，让方言成为青少年日常用语之一”。^[30]
• 李佳博士^{[注 2]}尤其提出现代的科技和政治概念应以普通话表达，指“不能喧宾夺主，用方言教学去取代文化教学，因为使用方言进行交际并不属于课堂教学应该承担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使用方言诵读现代文或进行即兴演讲时，由于语料本身承载的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师生双方的注意力就更容易聚焦到方言本身，如字音是否标准、遣词造句是否地道[...]。受自身发展程度和规范化程度的制约，绝大多数汉语方言都无法精确、顺畅地表达现代科技术语和政治社会概念，只能将普通话词汇变为方言发音来表达现代名物，这种处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并不大”。^[3]

教材问题

正式发行的母语教材主要在大、中城市才有，小城市以自编校本教材为主。自编教材大多是某一家学校的几位教师，编写难免有问题。^[32]四川大学教授俞理明^{[注 3]}指出市场上的方言教材未达大学水准，大学定须新撰教材，这笔准备成本就不少。^[35][36]在浙江温州，一周一课时，多为语文课老师兼任。^[37]

课纲方面，四川大学教授杜晓莉^{[注 4]}指“语言学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有方言学的内容。在本科教学中，方言纳入课堂的不多”。^[35]

另开一课教“方言背后的民俗”

学校以“方言文化进课堂”为名目，大抵是为了传承带表演性质的乡土民俗，而讲授在该表演用得上的母语，实则不教母语本身（不教听力和口说），目的并不是让学生达致以母语在生活交际。

在具有国家语委官方背景的学者的观点中：

• 王莉宁博士^{[注 1]}的理解是“乡土”，她说“方言文化读本和乡土教材，试点开设方言文化校本课程，组织童谣传唱、学唱地方戏、方言经典吟诵等校园活动”^[30]。
• 李佳博士^{[注 2]}指“‘方言文化进课堂’……如童谣说唱、方言讲古^{[注 5]}、戏曲曲艺欣赏^{[注 6]}、文化读本选修等，将对方言的情感寓于传统文化教学之中。”^[3]这些课程主要划入“音乐学科拓展课程”、“综合实践”的类别。^[32]

四川大学研究汉语训诂学的俞理明教授^{[注 3]}指出，基于成本考量，方言作为“地方艺术研究”、“文化艺术欣赏”的教材充足，推行“方言文化进课堂”比较容易；而教孩子会讲、会听一门方言的教材 （亦即作为一门语言工具来学习的教材）水平参差，编新教材有成本，难免有阻力。^[40]

据教育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在山东烟台、山东东营、湖南长沙、湖南耒阳、浙江杭州、浙江温岭、广东潮汕出现了由学校或教师组织的“方言文化进课堂”。^[41]

注脚

引用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