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制度论
重要论点
王国维在文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之不同便成为了本文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殷周制度之不同
在地域上来看，前代皆来自东方，只有周人来自西方，加上在东征后国土宽大，所以周人有与别不同的制度。
（一）立子以嫡
王国维先生说：“殷以前无嫡庶之制。”而周所以要订立嫡庶之制，实为“息争”，稳定政治，立子以嫡是封建制度之核心。
（二）宗法制度
殷商时期没有形成宗法制度，是兄终弟及，无弟然后传子。“藉曰有之，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商代的族长则本宗族内选举贤能之人担任，也可以更换。周代则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天子、诸侯和各级贵族均采用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并形成父系氏族家长制。
- 宗法制度是从立子以嫡制衍生出来的。因为殷代以兄弟相传，故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宗法制度。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殷未亡而周已可以称王。治国上，周人以“尊尊”上治祖祢，“亲亲”下治子孙，“贤贤”纵治官吏。
- 宗法制度又衍生丧服之制。丧服之大纲是“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
- 宗法制则适应了周人的氏族家长制，氏族的若干家族取得较高权势地位，因此必须划分本家族与其他家族的区别，开始讲究胄之亲疏，凡离家族中轴线愈远者，则离权力核心愈远。家族的凸出发展，转而破坏了旧有的氏族制传统。
- 宗法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同姓不婚制、统治者对百姓的道德约束，实际上也与周灭商后“男女有别”、女性地位大大下降密切相关。
（三）同姓不婚制
商代“六世则可通婚”，不限同姓异姓。周代对男女有别十分重视，男女之别，周亦较前代为严，为此开创了“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禁止同姓结婚。[1][2]周代行同姓不婚制，原因有三:
- 避免同姓通婚造成下一代的不蕃盛。
- 以政治婚姻联络异姓诸侯。[3]
- 道德的约束力。
（四）分封制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世称王。汤末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有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 商王仅为诸侯之长，周王则为诸侯之君。从周代起，大力分封亲戚以屏周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松散的方国联盟制转变为严格的等级分封制。
（五）刑律与道德的关系
“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 。“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在周之前，刑律是和道德不相干的，而周之后，道德便和刑律互相补充互为依托。后人所谓的王道霸道并重，即始于周。并且，“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
影响
王国维自评本文说：“王君之《殷周制度论》，从殷之嗣典世系，以证嫡庶之制始于周之初叶，由是对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有系统之说明。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近世经史二学上第一篇大文字，此皆殷墟文字研究之结果也。”[4]赵万里评说：“盖先生据甲骨及古金文字，兼以诗书礼参之，以证殷之嗣典及传统之制，均与有周大异。而嫡庶之别即起于周之初叶，周之前无有也。复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具体之解说，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殆视为先生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学之归纳的结论可也。”[5]事实上，王国维开创了“二重证据法”，在当时中国历史的研究是很大的进步，后来更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而他融考古与政治观于一体的手法，也为后人所称赞。
旅美作家李劼认为：“从《殷周制度论》所揭示的殷周之异稍稍跨前一步，人们就可以发现，中国曾经是一个民主的联邦国家。虽然那样的民主联邦与美国式的联邦合众国颇有异趣，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相同的。也即是说，民主和联邦，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产，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国情，而同样也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最为始源的传统。”[6][7]李劼指出孔子思想的实质：“孔子着急的不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历史回不到周之前的那种状态里，即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天子不是事先指定的而是后来选拔的，人们的道德观念比较开放，上上下下都可以轻轻松松谈情说爱，饮酒高歌，如此等等。孔子担心的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历史又要回到周以前的状态里，从而使周公的努力以至于周朝的全部历史意义丧失殆尽！”，又说：“虽然王国维的结论是和孔子完全相同的，“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但只消换一个角度理解，事情正好相反，有周以降，人的自由程度降低了，以此换取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地方的自治程度削弱了，以此换得了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强化；由于君王完全成为父子相传，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地位由此确定；与此相应，由于男女有别，女人对男人的从属地位就此明确。假如说，这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那么在如此数千年的一个历史轮回之后，那样的进步意义在今天正好已然走向其反面。”[8]廖康在评析李劼的商周研究时也认为：“商周之变，在政治上是强权打败了公理，集权打败了联邦，专制打败了民主，等级打败了平等。在文化上是话语打败了无言，谎言打败了事实，礼教打败了自由，一己为尊的道德打败了一视同仁的法律，整齐划一的集体打败了五彩缤纷的个性。”[9]杨鹏的《孔子最后七天的眼泪》中也表达了与李劼相通的观点。
对本文的质疑
后世有不少史家质疑王国维的见解，特别是随着不断的考古新发现，王国维的见解有一些被认为是片面的，例如分封制在商代是存在其雏形的、商末存在嫡庶之分，再比如商代虽然伦理道德较为开放自由，但《商书》中亦有“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10]，刑律并非与道德完全不相干。而史家陈梦家则认为王国维“乃徣他所理解的周制来证明周公改制优于殷制，在表面上似乎说周制较殷制为进步的，事实上是由鼓吹周公的封建制度来维护清代的专制制度。”他又表示《殷周制度论》“在实际上是王氏的政治信仰。”[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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