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政策

开放政策（俄语：гла́сность，直译：“开放性”或“公开性”）是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1]。

在19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中，该术语特别与司法制度的改革相关，其中包括允许新闻界和公众参加审判的改革。在1980年代中期，该术语被戈尔巴乔夫用作政治口号，以宣传并提高苏联政府的透明度。

戈尔巴乔夫推出开放政策，旨在向反对他改革经济的苏联共产党保守派施加压力。他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开放政策、辩论及参与，苏联民众会支持他推出的经济改革。

1965年12月5日，格拉斯诺斯特集会在莫斯科举行，这被认为是苏联民权运动兴起的关键事件。广场上的抗议者要求接触尤里·马尔科维奇·丹尼尔与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并要求“开放”（гла́сность），即允许公众，独立观察员和外国记者参加审判。这种反对封闭审判的抗议在后斯大林时代一直持续^[2]。

1986年，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以开放政策作为政治口号，并加上晦涩的“perestroika”一词，以唤起该词在历史和当代的共鸣。

一些批评家，特别是在法律改革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中，批评者认为苏联当局的新口号含糊其辞，是替代基本自由的有限选择。开放政策国防基金会主席阿列克谢·西蒙诺夫（Alexei Simonov）对这一术语进行了批判性的定义，暗示它是“一只乌龟正在向言论自由迈进”。

开放范畴

西方社会视该开放政策与言论自由有关，其实政策主要目的是增加国家管治的透明度，让民众参与讨论，打破以往由小部分政府干部(аппара́тчик)控制经济的局面。通过检讨过往和现时的错误，戈尔巴乔夫期望苏联民众会支持诸如经济改革等措施。

人民获得新的自由，例如更大程度的言论自由。这对苏联政制是一大突破，因为言论操控和打遏批评者一直是苏联政体的核心部分。传媒获得更大自由，在1980年代末，针对苏联政府、甚至戈尔巴乔夫着意保存的列宁主义的抨击与日俱增。人民变得勇于表达对政府不满，甚至反对政府。

开放政府的确增加了言论自由，但产生的效果远超戈尔巴乔夫所预期，最终埋下了苏联倒台的伏笔^[3]。

放宽新闻检制使苏联共产党内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逐渐控制了国有新闻媒体。不久，媒体开始揭露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使政府异常尴尬。长期被隐瞒的问题如恶劣居住环境、粮食短缺、酗酒、污染等问题浮上水面，并广泛讨论。

虽然斯大林被赫鲁晓夫诟病大搞个人崇拜，斯大林迫害人民的情况仍是禁忌。但随着开放政策的推行，人民开始对斯大林的恶行有更深的了解。实况与政府宣传的美好生活大相径庭，人民对苏联体制的信心开始动摇。

政治的开放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区议会选举中，民族主义者大获全胜。由于戈尔巴乔夫已将内部的政治挟制削弱，苏联中央政府对加盟共和国的操控已大不如前。1980年代，各加盟国要求独立的声音加大，尤其是1940年才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如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亦开始抬头。

1980年代中期起，波罗的海国家利用改革赋予的权利，保护自己国家的环境和历史文物，其后更据理争取主权和独立。当这些国家面对外来威胁时，莫斯科态度暧昧，没有会力协助。其他加盟共和国亦越见离心，在俄罗斯领袖叶利钦的推动下，波罗的海国家相继争取主权。

民族主义抬头亦使种族冲突更加激烈。1988年2月，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占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该区通过决议要求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当地人袭击阿塞拜疆人的情况在电视上直播，引起阿塞拜疆苏盖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

在开放政策下，苏联居民与西方世界尤其美国的接触增加。例如，海外旅游的限制放宽，促进了商业和文化交流。在苏联有广泛人脉网络的美国人亨利·达金在加州达金大厦接待了不少苏联访问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