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小说是一种笔记式的短篇故事，特点即是篇幅短小、内容繁杂^[1]。笔记小说于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学界一般均依鲁迅的观点概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种主要类型。收于《四库全书》子部。

笔记小说基本上受到史书体例的影响，多标榜其记事之确实，以史家的态度书写笔记，所以并非有意识的小说创作。而在艺术表现上，其故事情节多为直线发展的笔记体，缺乏人物形貌与心理的描写，也没有特别铺张情节的发展。基于以上理由，再加上作者欠缺创作的自觉意识，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成熟的小说，顶多算是唐传奇的前身^[1]。

魏晋南北朝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佛道两教盛行，求仙炼丹成为社会风尚，于是产生了很多谈神仙鬼怪、报应、隐士异人的小说；再加上秦汉旧有的传说，遂形成杂谈怪异的“志怪小说”。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是中国本就信巫，后来又经过秦汉神仙之说的流行和小乘佛教的传入而使此风大盛。但汉魏之后流行的“杂传”也有所影响^[1]。

魏晋士大夫崇尚清谈，喜欢品评人物，于是有人便把一些名人的言行轶事汇编成轶事小说，或称“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的题材多为非现实的故事，所述都离不开神仙鬼怪，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的神异色彩。在所有的志怪小说中，又有着宣传神怪的宗教小说和进步的民间传说的不同。前者大力渲染神鬼怪异的灵验，后者则以幻想的形式来表现人民反抗强暴的意志和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如《拾遗记》中的《怨碑》就表达了人民对统治者罪恶的抗议，而《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则表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非现实的志怪故事，实质上都带有很浓的现实的人间气味。作者就是用那些非现实的情节和美丽的幻想来表达人民的爱憎和愿望的。如托名曹丕的《列异传》、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王嘉《拾遗记》、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吴均《续齐谐记》、吴承恩 《西游记》、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也有广搜地理博物的琐闻，如张华《博物志》、郭宪《汉武洞冥记》、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等。

志人小说或称“轶事小说”，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选取生活片断来表现人物，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沈约《小说》、邯郸淳《笑林》、杨松玢《解颐》、侯白《启颜录》等。

“志人”一词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首次提出，用以和“志怪”相对，并广为学界接受使用。此类小说在魏晋时主要是以记述历史上真实人物的逸事与琐言为主，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当作史料所引用^[1]。

六朝小说开导笔记小说的先路。志怪小说，为后世神仙鬼怪类的笔记小说开辟了道路，如宋徐铉的《稽神录》、吴椒的《江淮异人传》、《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西山一窟鬼”、“志诚张总管”、明崔佑的《剪灯新话》、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志人小说则成为笔记小说的重要流派，如《世说新语》启导了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唐王谠的《唐语林》，明何良俊的《何氏语林》、冯梦龙的《古今谭概》、清王卓的《今世说》、梁维枢的《玉剑尊闻》等；《笑林》则启导了元托名苏轼的《艾子杂说》等。

六朝笔记小说也影响后世一般文学的创作。志怪小说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足为后世同类文学创作的借镜。创作方法方面，能结合现实与想像；表现技巧方面，则能刻划人物性格、描摹细节，安排曲折结构。最明显的莫如唐代的传奇，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柳毅传》等，都深受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不论志怪或志人的小说，都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题材或情节。小说方面，例子有明《两窗欹枕集》的“董永遇仙传”、《古今小说》的“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三国演义》内左慈和华佗等人的故事、清《聊斋志异》的“阿绣”和“劳山道士”、近人鲁迅《故事新编》的“铸剑”。

至於戏剧方面，如元关汉卿的《窦娥冤》、京戏《童女斩蛇》、《击鼓骂曹》、《除三害》、地方戏《天仙记》、《相思树》等。

六朝笔记小说为后世各类有关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于社会状况、风俗民情、思想潮流、宗教信仰、传说轶闻、以及地理物产、语言文字等，提无参考资料，如唐人修《晋书》，多取材于《世说新语》；郦道元撰《水经注》、范晔编《后汉书》，曾采录《博物志》和《搜神记》的内容。

轶事小说内的文人故事，常被引用作为典故。笔记小说并创造优美的文学语言，如成语和警句，丰富中文的词汇。笔记小说以平凡细节刻划人物性格，从而显示作品主题的表现方法；以光明结局寄托坚强信念、不屈精神的手法，都影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