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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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史学（法语：Histoire positiviste/École méthodique）[1]:4，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史学的主流思潮，尤其盛行于法国和德国。实证史学受到实证主义哲学启发，力图使史学成为一门科学，重视史学方法论、客观叙事、史料搜集和考证，期望建立完全客观的历史叙事，其理论总结于朗格罗瓦和塞诺博斯合著的《历史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代表史家有英国亨利·巴克尔，法国丹纳和德·库朗日，德国兰普雷希特。实证史学的出现，使西方历史学得以独立和成熟，产生不少资料丰富的巨著，包括欧内斯特·拉维斯主编的《法国通史》（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他与伦保合编的《世界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以及阿克顿计划的《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但其理论有不少缺陷，过于理想化，实行上有不少困难，并且研究范围较狭窄，缺少宏观的历史论述，对社会史和经济史有所忽略，其理念受到社会学和哲学两方面的批评，典范地位在1920年代以后被年鉴学派取代。
起源
实证史学受实证主义哲学启发。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倡议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事现象，利用科学方法精确而客观地鉴定及描述社会现象，继而找出人事现象的因果规律[2]:28。“实证”就是指实在、有用、精确。实证主义重视事实，将知识严格限定在实证的范围，对史学的最大影响，是对事实的要求[3]:211、217、221，促使史学家提倡批判、考订和审查史料，使历史研究更为严谨。此外，实证主义力主把史学当作科学，受其影响，实证史学相信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3]:224-225、232。但实证主义主张研究规律，实证史学则主张历史事件独特而无规律，二者目标其实大相径庭[1]:13。
发展
先驱
实证史学以德国兰克学派为主要代表[1]:4。兰克强调考证和批判事实，成名作是《罗马和日耳曼人的历史》（1824年），强调要弄清事实，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即“如实直书”，严厉批评意大利史家马基亚维利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二人错误运用史料。由于兰克推崇历史事实，兰克史学被视为实证史学的代表[3]:208，兰克亦受推崇为“这一学派中最伟大的历史家”[4]。
全盛期
19世中后期，实证史学成为西方史学主流，在学术组织中确立权威与规范，占据各学术机构的要职[1]:4[5]:488，在德国，兰克弟子众多，专精政治史，在学界举足轻重，尽占各大学历史系教席[2]:45、24。实证史学代表史家，有英国亨利·巴克尔，法国丹纳和德·库朗日，德国则有兰普雷希特[3]:218。亨利·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指出历史并非由形而上的力量所控制和引导，而是无异于自然现象的，可以进行科学分析，在英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作用[3]:219。实证史学建立史学理论，探讨历史研究的方法、手段、程序、史学的认识论，建立实证史学模式。1866年，法国史家贝尔纳尔（C. Bernard）在其《论史学批判》中提出历史研究的步骤；德·库朗日强调资料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其《古代城市》（1864年）成为法国19世纪最重要的史学著作之一[1]:6-7。
19世纪中后期，德国兰克学派影响日大，促使法国实证史学更加完善。1876年，曾留学德国的摩诺德创办《历史杂志》（或译《史学评论》），声称“植根于事实”，“摒弃政治与哲学理论”，这一学报标志了法国实证史学确立主流地位，增大兰克学派的影响[1]:7，使兰克学派在法国开枝散叶，与法国实证史学潮流汇合。实证史学支持者许多成为各大高等院校教授[2]:54。1898年，朗格罗瓦和塞诺博斯合著《历史研究引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总结实证史学的理论，力图建立科学的史学体系，反对神学史观和历史哲学，其书被法国许多高等学校都引为教材[1]:9[3]:222。而240卷《法国史料集成》、欧内斯特·拉维斯主编的18卷《法国通史》（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 Révolution），以及他与伦保合编的12卷《世界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史学成果[5]:488。
被取代
20世纪初，实证史学分割历史、突出历史偶然性的做法，受到社会学和哲学两方面的激烈批评，为史学典范的改变做准备；西米昂等史家也挑战实证史学的方法论。1920年代末，法国年鉴学派出现，形成新史学潮流，迅速成为新典范，取代实证史学的主流地位[5]:490-493、496，堪称法国史学革命。二战以后，除了年鉴学派，德国新社会史、美国新史学及英国的左翼史学等新学派亦告兴起，部分史家亦承认史学根本没有绝对的客观，放弃将史学提升至科学的幻想[2]:52、37、89-92。在德国，兰克史学到1950年代则仍占主导地位[3]:223，1960年代以后，信徒逐渐减少[2]:35-36。
对中国史学影响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先是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以梁启超于1901、1902年所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基础；后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6]最终形成中国有别于西方的新实证主义史学。
宗旨
实证史学相信，史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历史真相是存在的，揭露其全貌亦指日可待[3]:232。历史的实证研究，可以达到完全的客观，揭示出历史的真理[1]:4。德·库朗日强调史学是一门事实的科学，必须禁绝一切抽象概括、形而上学，让历史事实说话。他们力图在历史研究中贯彻实证、科学的原则，强调对历史事实进行科学处理，与传统史家着重叙述很不相同[3]:221、218。
实证史学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最重视历史事件，力求重构史实原来面貌[2]:55，史家职责，是真实地、不折不扣地叙述过去发生的事。历史写作中，毋须思辨性的理论，史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根据经过严格考订的史料所展示的历史事件，本身已显示了发展的因果[1]:4。
实证史学坚信历史文献，以客观验证及史料批判为中心[2]:54-55，提出“史学仅是资料的编纂”，史料收集和鉴定是主要工作。为了达到完全客观，要严格考订史料[1]:9、4，鉴定史实时力求审慎精确，在表达和叙述上力求不偏不倚，离开史料即不作任何陈述。德·库朗日强调无史料即无史学，史家必须研究各种古代文献，才能避免当代的偏见，精确地展现前人的生活[3]:232、221。
方法论
法国史家贝尔纳尔《论史学批判》提出历史研究的4个步骤：1.分析选择历史事件；2.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事件进行分类；3.对这些事件进行定义和定性；4.分析各定义、各事件之间的联系。其后实证史学的发展，进一步改善这模式[1]:6。丹纳主张研究历史，首先必须尽量寻找事实，然后寻求各事实间的联系，他推崇德国史家的史料批判方法，认为可以提供精确可靠的事实[3]:211、220。
朗格罗瓦和塞诺博斯总结实证史学的方法论，他们将史家工作分为4部分：首先是搜集史料及分类，其次严格考证史料，判定史料真伪及可信性，然后比较几种史料以组成事件，藉演绎及类推，建立事件关系，最后综合和联结各事件于一个总架构中，将相关史实组织成一个有逻辑关系的整体，填补史料空缺，选择重要事件加以叙述，并加以概括[2]:55[1]:9。按照朗氏二人的方法，史学研究可由不同等级的人来完成：文献和图书馆人员作第一步资料整理工作，年轻和初级研究员致力于专题研究，如一个村庄、一场战役等；最后才是大学教授，综合各专题研究，写出信史；全面的综合，由各类专家共同完成，如欧内斯特·拉维斯主编的《法国通史》，以及他与伦保合编的《世界通史》，皆是各专家综合著作[1]:8-9。
成就
在实证史学兴起之前，史学家几乎就是哲学家[5]:491；在英国，由教士及政治家写成的史书充满强烈的个人政治与道德观，史学距离专业化尚远[2]:49。实证史学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史学主流，促使史学科学化，首次建立历史学的方法论，西方史学至此摆脱哲学、文学以至神学的束缚，得以完全独立发展[5]:491、488，进入成熟时代，与哲学、文学、经济学等区分开来[1]:1、9，堂堂正正成为一门学科，不再是文人的业余技艺[2]:21。克罗齐指出：“幸亏有了实证主义，历史著作才变得不那么幼稚，著作中的事实才变得较丰富。”[4]当时史家充满信心，摩诺德声称：“我们的世纪是一个历史学的世纪。”[5]:488
理论缺点
要完全实践实证史学宣布的信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实证史学主张摒除史观的影响，实际上很难做到[1]:14，不能将主观价值和科学精神彻底分开，如法国史学作品往往呼唤法国人团结共抗外敌[2]:54-55，英国亨利·巴克尔把地理环境作为历史演进的决定性因素，丹纳强调人种、时期和地点三项作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都是史观影响历史研究的例子[1]:14。一战期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参战国的史学，许多都受政治主导，把史学变成政治宣传工具，更反映出历史并无绝对客观的答案[2]:83-84。
强调史料的齐全和完整无缺，使历史学可能变成史料学，资料汇编“伪装”为历史[4]。史料会有新发现，史料定义亦会扩大，史家根本难以真正掌握全部史料。1904年，朗格罗瓦感叹，各类历史资料集及参考书“从未真正地完成过”。而且依靠史料，亦不能达到客观的历史，因为文字材料由人记下，记载时已经带上了当事人的标准和好恶。面对矛盾的史料，史家又须作出他的选择，因此强调史料是远远不够的[1]:10-12。实证史学使历史研究“微观化”，题目越小，就越容易掌握全部材料，但历史也就失去其整体性，通过这种支离破碎的专题研究，人们无法真正认识历史本身。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历史著作主要是专题论文，宏观的史书极为少见。著作中堆集大量材料，作者的评论或分析只占极少几页[1]:10-11。
实证史学理论限制了史学的领域。文字史料大多记载和反映政治变迁、战争过程和外交成败等，所记的多是国王、大臣、将领等大人物，似乎他们操纵了历史进程。依靠这些史料所写出的，主要是军事史、政治史、外交史和大人物传记。欧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通史》、阿克顿计划的《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14卷，都属其例[1]:12。在20世纪初，作风保守的《史学评论》刊登论文2/3仍属人物传记、政治史和军事史，不太注重社会史及经济史[2]:55。这种史学研究的局限，在20世纪受到严峻挑战[1]:12。
批评
20世纪初，实证史学所受批评主要来自社会学。涂尔干等社会学家视历史学为辅助学科，只是收集和整理事实。实证史学强调事件的特殊性、历史并无规律，又强调史家只是被动地反映史实，社会学便贬低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实证史学史家塞诺博斯等曾与社会学家进行论战，实证史学处于守势[1]:17-18。哲学家如狄尔泰、克罗齐、文德尔班等，则质疑实证史学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否定史学实证化的成果，希望史学重新哲学化[5]:491-49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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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克罗齐. 〈實証主義的史學〉.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二编第七章. 主题阅读网. [2014-08-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14） （中文（简体））.
- 吴承明. 〈西方的實証主義史學〉.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第五章第三节. 豆瓣. 2013-10-25 [2014-08-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1-22） （中文（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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