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武合体，又称为公武合体论、公武合体运动、公武一和、公武合一^[1]，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幕末）的一种政治理论，主旨是联合朝廷（公家）和幕府（武家）改造幕府权力。此政论获得幕府和许多大藩侯的支持，主要目的是要结合朝廷的权威，压制当时的尊皇攘夷（尊攘）运动，以避免幕府倒台，进一步强化幕府的地位。

概要

幕府

幕府方面为了修复因美日修好通商条约的签署而分裂的朝廷-幕府关系，并恢复幕府的权威而推进的对策。中心概论是，从尊王的立场出发，纠正朝廷和幕府君臣之间的名义，回避反幕府势力的批评，同时在朝幕间再次确认已经惯例化的大政委任论，并重新将其制度化，从而加强幕府权力的重组。该公武合体政策并没有以单纯的名义结束，而是为了具体地向国内展示其成果而推进的，这是皇妹和宫父子内亲王对将军德川家茂的降媳妇政策。

公武合体派

另一方面，越前藩的松平庆永（春岳）、萨摩藩的岛津齐彬、岛津久光等公武合体派的有力人士主张，除了朝幕的联合之外，包括外样藩在内的有力诸藩齐心协力，构筑举国一致的体制。

这不仅迫使传统谱代大名就任的老中制发生变革，与保守的幕阁发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与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政策也逐渐出现分歧。他们虽然对通商条约的异敕签字持批判态度，但是开国·通商容忍论占主流，与不惜战争主张破约攘夷的尊王攘夷激进派尖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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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派幕府与雄藩合作

1853年（嘉永6年），发生黑船事件，美国 海军准将培里带着时任总统菲尔莫尔的国书来港，伴随着军舰的示威要求解除锁国、开放通商。当时的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对失败的天保改革进行了反省，并采取了与萨摩藩等雄藩积极合作的方针。阿部在对诸大名进行开国咨询的基础上，向朝廷通报了国书的受理，这两件事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在《美日修好通商条约》是否签订的咨询程序中，各大名间起初也有不惜发动战争的强硬论点，但经过采取开国方案的幕府多次咨询后，最终在大名之间也出现了通商容忍论。

与通商条约签订问题并行，幕府内部围绕将军继嗣问题的政治斗争正在取得进展。其中，以越前藩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为首的诸多有力大名纷纷敦促自藩参与政治，并发起拥护一桥德川家当主一桥庆喜的运动，采取雄藩协调政策的阿部正弘等幕臣也支持这一运动，形成“一桥派”。相反，支持德川庆福向往幕府权威再兴的保守派彦根藩井伊直弼等人则形成“南纪派”与之抗衡。

1857年（安政四年），阿部正弘猝死，由于老中首座堀田正睦等人的持续推动，幕府的雄藩合作政策依然如故。但由于力主攘夷论的孝明天皇拒绝条约敕许，而使其气势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另一方面，南纪派领袖井伊直弼就任大老，而以堀田正睦为首的一桥派幕臣，在《美日修好通商条约》并未得到敕许的情况下，立即决定签字。

井伊政权与戊午密敕

1858年（安政5年）5月，就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将出自纪伊藩的德川庆福（即后来的十三代将军德川家茂）定为将军后继者，从而解决了将军继嗣问题，并迫使一桥派幕臣下台。

此期间，一桥派诸大名不断批评井伊签署违敕，然由于一桥派内部主张通商论者占优势，实际上主导条约、签署违敕的是堀田等一桥派幕臣，因此最终无法扳倒井伊直弼，一桥派人士反而陆续受到被迫隐居、谨慎等的处分。

与美国签署通商条约后，幕府与法国、英国等国家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亦即《安政五国条约》，不服井伊政策的孝明天皇对水户藩、御三家、御三卿等人下达了戊午密敕，要求在幕阁、外样大名及谱代大名等人的协助下建立"公武御合体"，此密敕包括万一出兵的委托在内，被传送到各藩，但在之后的镇压中，包括萨摩、长州在内的各藩均并没有行动。

另一方面，井伊直弼将此视为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等人的阴谋，并对反对派进行了大镇压，迫使要求立即攘夷的天皇屈服，史称安政大狱。由于执政措施引起了各方面的反感，1860年（安政7年)，井伊直弼于樱田门外之变中，被来自水户、萨摩两藩的浪士暗杀。

参考文献

相关条目

• 幕末四贤侯